让“死”文字复“生”

    【中国话语·传薪绝学】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国史上出现第二次南北朝。南面是五代和紧接着的北宋，北面是契丹人建立的辽朝（907年—1125年）。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需要，辽曾先后创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文字，用以记录契丹语。辽亡金兴，金朝前半期，仍然使用契丹文字。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才“诏罢契丹字”。契丹文字遂逐步成为不为人们所识的“死文字”。

    用契丹文字写的书在中国一本也没有流传下来，仅仅在俄罗斯留下了一本用契丹大字抄录的130多页的手抄本。传世的契丹文字资料都是20世纪和21世纪陆续出土和发现的金石资料。

    1922年6月21日，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在今我国内蒙古的一座辽墓中，掘出了辽兴宗皇帝和仁懿皇后的契丹小字哀册和汉字哀册。墓穴距离地面6米深，不能把哀册举出地面，凯尔温又不谙传拓之术，就雇人用5天时间逐字抄录之。他把《仁懿皇后哀册》的手抄本照相制版发表在1923年第118期《北京天主教会杂志》上，使契丹文字在失传数百年之后，世人得见其真面目，并在学界引起轰动。

    我国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煃等人在1932年至1935年间，把契丹小字哀册与汉字哀册对比，释出了契丹小字中的一些年号、干支、数目字等共七十几个，仅仅释出字义，没有涉及读音。契丹文字专业遂在学界产生。

    1951年至1956年间，日本的山路广明、村山七郎、长田夏树等群起研究契丹小字。他们用蒙古语和满语来读中国人已经释出字义的契丹小字，为契丹小字的原字（最小读写单位）构拟音值，构拟对的或接近对的有三十几个原字的音值。

    契丹大字《萧孝忠墓志铭》1951年在辽宁出土后，辽宁省博物馆的阎万章考释出了其中“统和”“重熙”和“大安”三个年号和少量干支与数字。这是研究契丹大字之始。之后，日本的丰田五郎也开始研究契丹大字。

    笔者于1972年解读出契丹小字《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中的人名“黄应期”、官名“尚书职方郎中”、地名“唐乾陵”，构拟了16个原字的音值。从而找到了通过寻找契丹文字资料中的汉语借词来解读契丹文字的方法。

    1975年9月，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联合成立了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活动。小组从4167个契丹小字中分析出377个原字。其研究成果《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5年）也成为契丹文字研究的经典。该书的韩文版于2016年在韩国出版。

    20世纪最后10年和21世纪前4年是契丹文字资料集中出土的时间，契丹文字的解读也突飞猛进。笔者1993年发表的《若干契丹大字的解读及其它》，首次论证了契丹大字也有拼音性质。

    契丹文字的研究成果对于研究辽史具有重大意义。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台了扶持绝学的政策，聘请笔者为契丹文字学科带头人。本着“出成果，出人才”的原则，笔者出版了《契丹文字研究类编》，培养了一名契丹文字专业的博士张少珊，内蒙古大学的清格尔泰先生生前也培养了一位博士吴英喆。这样可以使绝学不绝，传承有人。

    虽然契丹文字的解读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不论是契丹大字还是契丹小字，都是解读出来的少，尚未解读的多；解读的汉语借词多，契丹本民族的语词少，距离彻底解读的目标还很遥远。因此，必须坐下来，耐着性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啃，积少成多，最后达到质的飞跃。

    21世纪以来，文物市场上出现了批量生产的赝品契丹文字墓志铭。个别年轻学者没有鉴别赝品的知识，拿着赝品当真品，写书写文章在国内外发表，给学界制造了很多混乱。希望契丹文字研究者们都本着学术良心投入到鉴别赝品的工作中来。只有正本清源才能创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