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摄影趣事

    【我的第一台照相机】

    1988年春天，受到王文澜、郭建设、李太行等人拍摄的照片影响，我揣着自己从部队到地方的1000多元转业费，到北京王府井的一家照相器材商店买了一台日本造的玛米亚ZM135单反相机，一支50毫米的定焦镜头和一支80-200毫米的变焦镜头，还有一只最低档的银燕牌闪光灯。这台玛米亚ZM135相机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台照相机。那时，我在《中国日报》的发行部工作。

    我把自己在公园里抓拍到的照片拿给报社摄影部的图片编辑李太行看，希望他能帮我刊发。李太行看了我的片子后说，他会向版面上推荐。此后一连几天的早晨，我都怀着激动的心情翻看第四版的“抓拍栏”，但都没有我拍的照片。我知道，我拍的照片不灵，李太行对我说的“向版面上推荐”是客气话。

    像所有摄影发烧友一样，天安门广场、各大公园及剧场是我最爱去的地方。天安门广场和公园是抓拍的好地方，而剧场里上演的各种舞蹈演出则是我捕捉美丽瞬间的演练场。就在我像打了鸡血似的背着个特业余的摄影包四处狂奔一门心思要拍出好照片的时候，发行部来了一位新人，他叫宋平一。没多久，我们成了朋友。他见我对摄影“烧”得厉害，便对我说，他认识不少报社的编辑记者，如果我能拍新闻图片，他会帮我。宋平一是老北京人，京腔京韵，说话风趣，在单位属于不事张扬的人，他也喜爱摄影并希望有朝一日成为摄影记者。他有一套尼康照相器材，比我牛多了。在我眼里，宋平一交际很广。可以这么说，是宋平一带领我走上了新闻摄影之路。

    1988年的5月25日下午，当我拿着照片去请教李太行的时候，他交给了我一个很急的拍摄任务，去魏公村的中央民族歌舞团拍摄一位二胡演奏家张向生，拍完马上回来发稿，说完给了我一个乐凯400度黑白胶卷。

    我真是受宠若惊。

    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与张向生见了面，我们来到排练厅。他问我怎么拍，我胸有成竹地搬了把椅子放在指挥台上，让张向生坐上去。我说：“您拉一段自己最喜欢的曲子，就当我不存在。”张向生于是就照我说的那样很投入地拉起来。我心里想着要把张向生拍得高大一些，背景要干净一些。于是我把“银燕”牌闪光灯插在相机的热靴上，调好光圈和闪光灯，在张向生的右侧，半躺在地上仰角度一通狂拍。汗湿了我的前胸后背。我感觉良好地告诉张向生，可以不拉了。

    张向生走下指挥台对我说：“真没想到你们记者拍张照片这么辛苦，太谢谢了。”他要留我吃饭，我婉拒了他，径直往报社赶。

    在摄影部，我看着李太行把胶卷冲出来并在干燥箱里烘干。他把底片拿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在灯光前一看，嘴里说出一句平心静气却让我差点坐在地上的话：“你这是怎么照的呀？”

    我浑身紧张，宛如八十岁老太太般地移动着小碎步凑过身去，瞪大了眼越过李太行的肩膀看着底片。底片里被感光的张向生拉二胡的身躯是黑色的银盐颗粒，右边是没有感光的透明片基，这透明片基显然是张向生的身躯在闪光灯的作用下留在天花板上的阴影。反差巨大。这幅负片在我脑子里转换成正片后把我自己都吓了一大跳，我不敢想，等着李太行的责备。

    “你拍的都是一个角度，怎么也不换换地方，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李太行像在对自己说，头也没抬。我无地自容，脸上热辣辣的，呆若木鸡。

    “要不……我再去拍？”沉默了片刻，我鼓足勇气小声道。

    李太行抬腕看了看表说道：“来不及了，我去放一张，版上等着要呢。”

    第二天早晨，我在报纸的第六版上看到了自己拍的这张照片，照片上张向生在阴影的衬托下，形象可想而知。在办公室，同事见到我便说，卢北峰，你拍的照片见报了，真不错。听了这话我真想给自己一大嘴巴。

    回到家，我把这张人物图片从报纸上剪下来端端正正地贴在硬皮本的第一页上。这是我拍的照片第一次见报，我看着这张图片，心里早已没了第一次的兴奋和激动。我在剪报下的空白处写上年月日及报名、版号。留着它，它是一个参照物，它给我的教训是一生不能忘记的。

    我高昂的心气儿因为图片见报后的惨不忍睹而遭受了重创，我发现拍好照片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只是一个幻想。我应该多看看老师们是如何拍照片的。此后我在报纸上、摄影杂志上寻觅一切我认为精彩的人物、新闻和纪实图片。我看着图片，脑子里不断地想象着摄影者所选择的角度和位置，为什么他要站在这儿而不是那儿，为什么他要选择这一瞬间而不是那一瞬间，如果是我，我会怎么拍。

    （作者系北京青年周刊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