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品中的“百鸟朝凤”

    一部《百鸟朝凤》，一曲唢呐鸣响，只有德高望重者才有资格吹“百鸟朝凤”，只有领军的唢呐高手才能胜任“百鸟朝凤”。身为民间艺术，“百鸟朝凤”却从不止于娱乐。凤之于龙，就像女娲之于伏羲，这对于身为龙的传人的我们而言是深入血液的共同记忆。早在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湖北天门的石家河文化中就出现了玉石雕刻的凤鸟形象。及至殷周，制礼作乐，凤鸟作为重要纹饰开始在鼎、斝、璧、盉等器物中频繁出现，不仅装饰国之重器，参与到“国之大事”的祭祀之中；同时也渗入到生活，作为日常的酒食器使用。

    回望我国历史，先后有三位伟大的探险家开通并拓展了东西方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他们分别是汉代的张骞、唐朝的玄奘和明代的郑和。他们的足迹也被统称为“丝绸之路”。在张骞“凿空”汉帝国的西域之路以前，中国人对于西方世界想象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山海经》。在这本出自战国至汉初时楚人之手的文献中，保留了不少与凤鸟有关的神话：“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柜。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句曰九凤。”作为清代乾嘉学派治《山海经》的重要学者，汪绂不仅学识宏富，解经颇有见地，又由于少时曾于江西景德镇画瓷为生，他所绘的《九凤》既生动洗练又别出心裁。

    汉代盛行谶纬之说，昭、宣二帝都曾因为天降祥瑞而改元，因此便有了“元凤”“五凤”等年号。汉承秦制，但在文化上，却深受楚地的影响。1949年2月和1973年5月，长沙楚墓先后出土了两幅旌幡性质的战国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相较于《人物御龙帛画》上的危冠长袍、侧身拥剑的中年贵族男子，《人物龙凤帛画》的画面更具奇幻诡谲的神秘色彩，而这恐怕也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描绘凤鸟形象的绘画作品。

    画面正中描绘了一个头梳单髻、身着细腰长裙的贵族妇女，服装形制与后来汉代的曲裾深衣颇为相近。只见她侧身向左而立，双手合十，仿佛正在虔诚地祷告，但圆睁的双目却更像是正在进行某种庄严的仪式，以至于丝毫没有察觉到盘旋于她手掌上方那双足分立、曲颈向前且尾翼后旋的巨大凤鸟。不过，贵妇长裙下摆与胳臂处与凤鸟相同的纹饰却透露出她们之间的关系——或许，她便是它——逝去的贵妇已经从人间女子升华为了仙界的凤鸟。而这种将凤与升仙同题并论，自古以来便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在同时期的另一部文献《列仙传》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记载：相传秦穆公之女弄玉与其夫萧史吹箫，引来了凤凰。于是，穆公为他们垒筑凤台。后来，弄玉夫妇皆乘凤而去，登临仙界。

    唐、宋、元三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与对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工艺、绘画、雕塑的很多方面都带有异域民族的色彩与影响，其中尤以唐朝为盛。赫赫有名的唐三彩的出现，将中国陶塑艺术推向新的高度。作为殉葬所用的《印花三彩凤首壶》更是三彩中的精品。在造型上，凤首壶既保留了传统尊的形式，又吸收了外来的胡瓶样式，在唐初极为流行。凤首之下，器颈匀细流畅，至肩、腹又逐渐浑圆饱满并施以环带状的莲瓣、宝相花以及带有波斯风格的卷曲花草纹样，至底座又逐渐束收为平底。

    在现今所能见到明确以凤鸟为主题的绘画作品中，首推明代宫廷花鸟画家边景昭的《百鸟朝凤图》长卷。画家笔下的凤凰，栖于画面中间偏右的梧桐树下昂首挺立，孔雀、白鹤等百鸟拜伏，并穿插以树石、花草与流水。整个画面工谨秀丽，精妍端庄，显示出画家对于南宋院体花鸟画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清人杜瑞联在《古芬阁谈画记》中谈及边氏的《五伦图轴》时曾说道：“论曰：宋画院以五伦图试士，人多作人物，唯一士画凤凰取君臣相乐之意……景昭此图，盖仿宋本也。”看来，以“百鸟朝凤”象征君臣亲爱的做法至少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不过，清代画家沈铨却通过自己的创作打破了这种礼教的束缚。一生追求精丽画风的他，似乎只在意竭尽所能表现凤凰的华美。而他的这种画风深深影响到了当时乃至后来的日本画坛。

    在早期的社会生活中，凤凰还与卜筮相关。如《左传·庄公廿二年》中记载的“懿氏之妻所卜之卦”：“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铿锵”。反映了先民们对夫妻和顺恩爱的美好向往。而“和鸣铿锵”这样具有音乐性的措辞，也暗示凤凰在当时便与音乐之间产生了联系。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就曾以一曲《凤求凰》琴挑卓文君，而终获美人归，真堪佳话。此外，前文所谈到的弄玉与萧史以箫声引凤，以及唐代诗人李贺以“昆山玉碎凤凰叫”（《李凭箜篌引》）来比喻音乐之美，都证明了凤凰不仅见诸视觉，更存在于听觉的意象之中。而民间音乐中的《百鸟朝凤》，或许正是凤凰题材的音乐艺术演化至今的遗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新近上映的电影《百鸟朝凤》正是有意对这样一个本土文化传统的温故与致敬。

    音乐并非是抽象的，亦可以经过画家之手转变为精美的视觉盛宴。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凤凰题材上可见一斑。明代“吴门四家”之一的仇英就曾以弄玉传说为素材绘过一件《吹箫引凤图》，收录在他的《历史人物故事图册》中，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作为一位杰出的职业画家，仇英十分注重选取典型且具体的情节加以刻画，并将青绿山水与工笔人物巧妙地结合起来。

    画面中，蓝瓦黄琉璃的宫殿被雅静而绮丽的青山环绕，高处的青山又隐没在层层白云间。苍郁的青松掩映着画面最前端的长廊，侍者活动其中。穿过长廊，一名侍女正恭谨地端着果盘拾级而上。画面的主人公则位于第三层高台处，弄玉正坐在绣墩上低首吹箫，而其夫萧史则端坐于交椅上闭目聆听。侍女们散立在周围，或端茶壶，或举蒲扇，画面右边掩映在屏风后有几名侍女正忙着准备果盘糕点。突然，站立于高台最外侧的那名侍女发现了循声而来的凤凰，举手惊呼，引得正端着空食盘朝屏风后走去的侍女回头顾望。除了她们两人外，其他人似乎还未察觉到在半空中飞旋的凤凰。弄玉与萧史更是深深地沉浸于箫声所带来的美妙音乐世界之中。或许，紧接着，凤凰就会载着他们飞升而去······

    仇英将画面定格在了这一刻，从而引发后来者的无限遐想。夫妻恩爱与御凤翱翔，一个人在生前身后的终极梦想在仇英的这幅作品中得到了完满的统一。可以说，从上古时代延绵至今的“凤鸟信仰”，其内核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充实，而唯一不变的，则是它始终在文学、音乐或者绘画上给予国人感官的享受与精神的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