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中产阶级的贵族情结谈起

    【声音·VOICES】 

    前不久，一则“上海家长让孩子上贵族礼仪培训班”的新闻在网上引发热议。热议的焦点，一是全民恒久关心的儿童教育问题，二是近年广受关注的新兴文化现象——“贵族”打造。一掷千金、立志把下一代培养出“贵族范儿”，这在我国部分富裕人群中并非新鲜事。以前媒体报道过针对少儿开办的“贵族运动”培训班如高尔夫球班、马术班等，他们提出的口号就是所谓的“贵族品味”要从娃娃抓起。如今，一天收费3800元的少儿宫廷礼仪研习班把外媒也惊动了，英国《每日邮报》以《当一天公主》为题，图文并茂地报道了中国孩子们学习英式晚宴化妆、晚宴着装和餐桌礼节的过程。

    如果说媒体报道的出发点是社会猎奇，这可以理解，毕竟在当下中国，奢侈品消费虽不罕见，但“贵族”已消失多年，纯粹通过模仿西洋风俗将其再现、使其重生，在普通人看来颇具戏剧性，是一道值得观赏的奇景。不过，猎奇之外，这一事件还有可思考之处：一些成功跻身中产阶层的高收入人群如此热衷于制造“贵族”景观，是出自怎样的社会心理？他们的贵族情结，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还是普遍现象？

    从世界上贵族阶级存续至今的国家看，中产阶级仰慕和追随贵族的风气似乎并不稀奇。以英国为例，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对此便多有描写。英国历史学家马丁·J.威纳认为，此风气与英国社会结构和民族心理密切相关。

    英国贵族形成于中世纪封建制，国王向其分封土地，获得他们在战争时期效忠的回报。随着16世纪欧洲军事革命和英国国家军队的建立，贵族逐渐丧失招募和掌控私人军队的权力。与此同时，文艺复兴推动工商业发展及财富累积，工业革命又进一步提升工商阶层的经济能量，导致贵族的社会权力、经济地位下滑，而工商业者则成长为一个足以挑战前者的阶级。19世纪中叶是英国贵族享有政治统治地位的最后黄金时代。此后的议会制改革，为工商资本家和中产阶级赢得政治上的主导权、压倒性的社会影响力，英国贵族阶级整体上没落。

    但是，尽管如此，贵族与中产阶级从生活方式、文化教育到价值观始终泾渭分明。首先，贵族在英国被称作“蓝血”血统（Blue blood），“蓝血”一词翻译自西班牙语sangre azul，指的是贵族阶级不事劳作，肤色白皙，皮肤下蓝色的浅表血管清晰可见，而需要奔波糊口的阶级肤色较黑，血管颜色看不清。其次，贵族花的是“旧钱”（old money），是家族千百年来世代传承、来自土地收益的财产，而不是开工厂做买卖、在一两代人手里爆发式积攒的“新钱”。再次，从公学到大学，他们接受的教育以非实用的古典学教育为主，辅以少量的科学和人文学教育，同时又特别重视团体性的体育运动和体育竞赛，因为这套教育系统的宗旨不在培养实用人才，而在于塑造他们的性格、道德观、个人服从集体的精神——这些素质和精神对于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而言最重要。以上三点，凡看过英剧《唐顿庄园》的观众可能都有体会：以远方堂兄马修·克劳利及其母亲为代表的英国中产阶级信奉工作伦理，以“有用的阶级”自居并引以为傲；相反，以伯爵一家为代表的贵族以无须劳作为荣，他们的高贵体现在无所事事却还需要大量仆人侍奉日常起居上。

    牢不可破的社会等级观念，顽固维护着贵族血统之于平民血统的优越性。此外，19世纪初期，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开启了怀疑和批判工业资本主义的先河：诚然，工业革命带来经济发展、物质繁荣，但工商业天生崇尚竞争、赞美逐利，而过度重视物质财富以及个人主义自利行为一旦普及，必将腐化社会道德，败坏人们的灵魂，将美好的英格兰精神传统引向崩溃。这种批评意见聚沙成塔，几十年下来，不仅发展成一套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并被英国文化界主流所吸收，而且慢慢渗入土壤，成为一种民族意识。英国人相信，英国之宝贵不在它引领的新潮流，而恰恰在其古老，故必须保护其独一无二的遗产不被新时代抹杀。这一民族心理，成为“英国梦”的基础。

    “英国梦”是什么？英国哲学家理查德·沃尔海姆总结道：英国梦是正好与美国梦背道而驰的一种理想：美国梦的核心是信奉个人主义和赚大钱，英国梦的核心则是百年不变的村庄，是集体氛围浓厚的乡土社会。于是，贵族传统、老派的绅士风度及价值观作为英国乡土社会的关键要素，顺理成章被视为珍贵的社会遗产并得到了尊崇。这是一种英国特色的矛盾现象：英国中产阶级拥有政治经济优势，却在文化身份和心理上占据劣势；贵族阶级明明是已被淘汰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历史遗留物，却具有高不可攀的精神地位。

    英国中产阶级之于贵族阶级的精神劣势，决定了它对后者绵延不绝的追慕心。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历来乐于与陷入财政困境的贵族家庭联姻，便是缘自这一心理。马丁·J.威纳教授甚至认为，中产阶级羡慕贵族阶级的这种文化风气侵蚀和瓦解了英国工业精神，英国错过第二次工业革命并走向经济衰落，一去不回头，与此有关。

    看到这里，也许我们该庆幸，中国没有“蓝血”，也不存在“旧钱”。虽然社会批评家也时常流露出怀旧慕古情怀，但其初衷多是关怀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或工商业经营中的劳资纠纷，呼吁解决具体问题，并没有撸起袖子，拿出改天换地、复兴乡土中国的干劲儿。另外，中国人在近代史上饱尝落后挨打之苦，谁要轻易否定积极进取的工商业精神，中断中产阶层的奋进之路，他们也不答应。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中产阶层的贵族情结与英国中产阶层的贵族情结是很不相同的。英国中产阶层仰慕的是一个力量实体，中国中产阶层仰慕的“贵族”并非实体，而是幻象，一个自己营造的特权阶级幻象。英国人的仰慕是实诚的，因为仰慕背后有现实利益驱动，而中国人的仰慕与现实利益即使有关，也是间接的、未雨绸缪式的，故而本质上出自一种想象的激情。

    既然是幻象，为何要去膜拜、去追求呢？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术语来说，这恐怕出自一种对文化资本的向往，一种区分意图。中国的富裕人群，是在短短30年内从一个均等化社会分离出来的新兴群体，从社会心理上说，他们亟须标识自己的“精英”身份，区别于曾经与之混同的群体，并获得后者的承认和羡慕。对于他们而言，消费是获取文化资本、营造文化身份的捷径——毕竟，花钱买一匹马，办一张高尔夫球卡，换上昂贵的礼服喝一次下午茶，远比修习古典语言文学、培养艺术趣味速成多了。如果说，奢侈品消费重在标识自己的财富身份，那么，所谓“贵族”消费的目的是标识自己的精神身份。毕竟，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欧洲贵族的精神地位也是等级秩序中最高的。旧时，中国民间百姓常自发封圣造神、塑偶像而虔诚膜拜之，从某种角度来看，中国中产阶层的贵族情结与此相通。这种现象会随着知识视野的开阔、文化自信的建成而消失。所以，我们也不必太当真。中国经历百余年的社会变革、付出巨大代价才走到今天，是不能、也不可能回头再去供奉一个“贵族”阶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