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的劝奖观

    【知史治世】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对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要突出功绩导向，坚持以德为先，以功绩为重要衡量标准，严格掌握标准，做到宁缺毋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这种德功并举，“以德为先，以功绩为重”、宁缺毋滥的表彰原则，正是传统文化中“德称其官，功协其赏”“不妄与”的反映与延伸——

    劝奖，古代指劝勉奖励忠臣以教化民心。北宋名相富弼在《上神宗论采听既多当辨君子小人》一文中，概括地指出国家劝奖“惟官与赏二柄而已”，并进一步解释“官谓爵位，赏谓金帛”。在其看来，作为劝奖之策的官与赏若用好，则各就其位、各安其业，垂拱之治则可至也。那么，宋代士大夫们认为官赏大事应遵循哪些规矩呢？

    首先，爵位与之要慎重。爵位的功能在于彰善止恶、弘正驱邪，其授予之权完全在于朝廷。朝廷爵位施行得当，则人守善正，社会臻于安；施行不当，则恶邪流布，社会濒于乱。因此，爵位的授予要本爵位所设之本义，宁缺毋滥、慎之又慎，谨防“爵不受重”。爵位的授予若存瑕疵，如授爵过于频繁，那么“与之不重则下轻上，爵易于用人则去之必速”（余应求《上钦宗论用人太易》），反而适得其反。

    其次，滥施官、赏，易于失序。《资治通鉴》记录了一则君臣激辩草率用爵的案例。唐德宗建中四年，太尉朱泚举兵叛乱，德宗避难于陕西乾县。逃奔途中，有一瓜农进献瓜果。德宗感恩，欲授予其殿试官。陆贽谏劝：“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轻用。起端虽微，流弊必大。献瓜果者，止可赐以钱帛，不当酬以官。”德宗曰：“试官虚名，无损于事。”

    何谓“试官虚名”？原来唐代官职就其名实而言，有职事官、散官、勋官、爵号之分。职事官领受朝廷俸禄之外，兼行具体的行政事务。而散官、勋官、爵号，虚多于实，能显示其有功身份的“大抵止于服色、资荫而已”。试官之名与之类似，故才有德宗“无损于事”一说。而在陆贽看来，试官一类有虚无实的头衔，按照常规只能赏赐给“突铦锋、排患难者”与“竭筋力、展劳效者”，若赏赐瓜农以试官，则无形中贬低了战场上冒锋刃以建功勋的将士。德宗遂作罢。这段激辩草率用爵之事虽发生于唐代，但司马光显然是认同陆贽的。

    第三，“德称其官，功协其赏”。品德有高下，功劳有大小。下德享名爵，小功受厚赏，人难免有不平之论。宋神宗时期大臣刘述曾上疏，“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他认为，不妄赏看似在财物方面是吝啬了些，但究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劝勉善行。赏罚之权若朝廷使用得当，那么“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因此，“官”、赏有度，该吝则吝，当赏则赏，当“官”则“官”，“虽官至髙，赏至厚，不为过也”（富弼《上神宗论采听既多当辨君子小人》）。

    “爵位与之要慎重”反映了国家层面的“官”要严肃庄重，使人知“官”得之不易，从而心生敬重；“滥施官、赏，易于失序”，体现了“官”、赏有别及其失位会带来的不良传导效应；“德称其官，功协其赏”折射了劝奖原则，即以德为重、以功为辅及不妄与的实事求是精神。三者相辅相成，最终旨趣在于使社会之人知善、守善、行善，知正、守正、行正，从而去恶止恶，去邪止邪。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