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欧阳询为个案,颇可权衡南北朝、隋与唐朝期间中国书法发展的脉络关系。欧阳询年仅13岁即被著名诗人江总收养。多年隐居攻书,文化修养在同时代人中出类拔萃,亦在日常书写中形成书法基础。其主持编撰的《艺文类聚》,与虞世南编撰的《北堂书钞》,可谓唐朝建国之初文化建设的典型成就。欧阳询、虞世南的经历及成绩可以再次说明,他们的书法成就与深厚文化修养是相辅相成的。他们书法风格的形成,以及对唐代书法艺术的巨大影响,也还须从其身世经历及文化修养的发展脉络加以考察。
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中片面推崇魏碑而贬低唐书,所谓:“以视欧、褚、颜、柳,断凫续鹤以为工,真成可笑。永兴登善,颇存古意,然实出于魏。”这并不符合历史真实。北碑之《杨翚》《贾思伯》《张猛龙》,欧阳询即使得见,亦在南北朝一统之后,而此际欧阳询的书法风格早已形成。欧阳询的楷书,最堪比较的就是北碑中最具端严气象的《张猛龙》,这即是楷书发展过程中的趋同现象,亦可证明以欧阳询所代表的初唐楷书集前贤之大成。所谓“欧体盛行无魏法”,恰恰说明欧阳询楷书的纯粹性,结束了魏碑由隶书往楷书过渡的浑茫,这在中国书法历史上是巨大进步。欧阳询以传承“二王”书法脉络而使书法艺术进入更高发展阶段,恰恰是他对书法历史的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