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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05月09日 星期一

    有感而发

    命运书写:触及心灵的强震

    作者:范藻 《光明日报》( 2016年05月09日 13版)

        惨绝人寰的“汶川特大地震”正在淡出人们的记忆,尽管灾难每天都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无数次地发生。

        轰动一时的“抗震救灾文学”已经失去曾经的辉煌,尽管文学依然还在我们的生活里异彩纷呈地呈现。

        在众多的灾难文学里,用小说形式表现地震题材,毫无疑问首推天津著名作家秦岭先生,他率先于2008年7月在《小说月报》上推出了中篇小说《透明的废墟》,可谓中国地震小说第一人,以后又连续在《中国作家》等刊物上发表了《心震》《阴阳界》《相思树》《流淌在祖院的时光》等中篇小说。他这样说过:

        大凡灾难过后,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都会瞄准抢险救灾、深情救助、重建家园等等,并被冠以“一曲人间的浩歌”、“废墟上的大爱”云云,我当然不反对灾后的人间济世行为。我的小说中也多次出现救灾元素,但我始终让“救灾”成为一个引擎,引领我进入幸存者和死难者的内心。所以,我在我的小说中,让自己的视野尽量覆盖到灾前、灾中和灾后。

        最近,作者又推出了以“5·12”地震为题材的中篇小说集《透明的废墟》,其中的《心震》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婚外情”故事,而作者把情人鹊桥会的高潮放在了2008年5月12日下午两点,以此为切入点,不但展示了纷乱复杂的人间世象,而且直逼深幽神秘的人性。《阴阳界》赋予了主人公老农民袁峁田能穿越阴阳两界的特殊本领,废墟下的他经历了几次生死轮回,在阴阳两重天地的对比中,揭示社会的不公,反思人心的不古。《透明的废墟》取材自汶川地震时那张广为流传的,一位死难的年轻母亲,用血肉之躯呵护着怀中幼小的婴儿的照片,小说将场景聚焦在一个单元楼坍塌后形成的废墟中,通过窘困其中的几位濒临死亡的邻居之间的心灵碰撞,折射现实的单纯与繁复,探测人性的悲哀与伟大。《相思树》力图告诉我们,灾难在改变人们生活法则的同时,也让情感找到了复归的平台,迷惘的心灵获得了拯救。秦岭今年三月完成的《流淌在祖院的时光》,写了一位倔强而正直的“奶奶”,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她宁愿住在灾区的破旧危房里,也不愿进城住进儿子的别墅,再现了传统道德与物欲世界的博弈情景,表现了房屋重建与精神重塑的深刻矛盾。

        我一直在寻思,秦岭先生为何钟情中篇小说来创作地震文学。记得别林斯基转述过这么一句话:“中篇小说是人类命运无穷的长诗中的一个插曲。”相对于火爆一时的抗震救灾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相对于四川的邹瑾、贺享雍、骆平等作家的长篇小说,秦岭采用中篇的体量,就能截取主人公一个时期或某一段生活的典型事件塑造形象,集中而生动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地震是瞬间的,而折射的社会却是宏观且纵深的。唯有中篇,可取其一点,如一张照片、一段废墟、一个物品、一具遗体等,或延伸成一条线,或拓展为一个面,让作家张弛有度而游刃有余地发挥。

        围绕这地动山摇那一刻,“再现”什么已经不重要了,而我们需要的是“表现”。以此揭示包括作家在内的地震的“幸存者”、灾难的“幸运儿”和生活的“幸福人”为何“痛定思痛”。也许有人会说诗歌不已经把“众志成城”的精神、“感天动地”的气势、“大爱无疆”的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吗?但是,秦岭的小说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表现”的空间,那就是直陈因灾难降临而引发的世态百相和人生众相,直指因抗拒灾难而引出的人性诡秘和心灵困惑。对此著名评论家陆文虎在《我们期待什么样的灾难文学》里阐述道:

        它不受意识形态和种族的局限,它在形态上是惊世骇俗、不同凡响的;它不能只停留在报道层面,感动我们,它要反思、要想象、要创造,要震撼我们;它要有很高的文化品位。

        秦岭的小说充分体现了灾难文学应有的“文化品位”,他不满足于、甚至有意“忽略”了地震文学的宏大叙事和时政主题,而转为关注废墟下的挣扎者,地面上的幸存者,还有重建时的相关者,对他们进行一次命运的叩问、人性的反思、良知的拷问。《心震》和《相思树》是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即以当事人的经历和体验来叙写的,在抽丝剥茧中娓娓道来;《透明的废墟》和《阴阳界》则是采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在“全知全能”的叙述中,作者从容不迫地讲述着;而刚刚杀青的《流淌在祖院的时光》则换成了一个中学女孩的视角,用她清纯而迷糊的眼睛呈现奶奶和父辈们的冲突。在迷茫而清丽的诗意中结束故事:

        有次奶奶在梦中问我:“萍萍,我倒想听听,把废墟叫纪念园好,还是把纪念园叫废墟好?”

        没来得及判断,我已经惊醒了。梦中的奶奶坚守祖院,时光缓缓流过,一切都是老样子。

        作者之所以要多角度地“移步换景”,与其说是为了全方位地呈现生活的真相,不如说是立体式地再现心灵的真实。在生与死的转换中,在名与利的纠缠中,在情与欲的交织中,让主人公承受进退两难的困扰、接受左右为难的煎熬,从而成为“受难的耶稣”,如《透明的废墟》的“我”是觉得母亲应该活下来,还是她的幼儿应该活下来?《心震》主人公在地震瞬间是应该保护无爱的妻子,还是有请的恋人?《阴阳界》究竟阴间是值得向往,还是阳界应该留恋?《流淌在祖院的时光》里的“奶奶”是住在都市的别墅好,还回到乡下的老屋好?这些都让读者难以简单取舍和道义评判,从而使他的小说具有崇高而蕴藉的悲剧性。秦岭小说对人类命运的正视与阐发,触及的心灵强震可谓振聋发聩。

        毋庸置疑,我们正处在一个自然灾难频发的年代,“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著名评论家李建军在《文学,因何而伟大》一书里说过:“‘活着,并且记住’,这是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一部小说的名字,其实它应该成为所有小说家的文学信念,成为我们面对苦难的一种坚定不移的叙事态度和写作立场。”我想,这不仅仅是文学创作,而应该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直面灾难、承受命运的共同信念。

        (作者为四川文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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