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格人的尊严

编者按：

    潘科，1953年生于辽宁，当过兵，做过工，之后的职业为记者，是中国摄影界有广泛影响的“陕西摄影群体”的重要成员之一。潘科是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并重的学者型摄影家，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西安美术学院客座教授。1985年，他与侯登科的合作作品《出征》促进了中国新闻摄影观念的转变；1986至1987年策划组织了“艰巨历程”摄影公开赛；2012年出版个人专著《底片：探寻熟悉的陌生人》，并获得中国摄影“金像奖”。

    日前，“日蚀：潘科摄影作品展”在北京失焦摄影画廊举办，本报记者对摄影家进行了专访。

    记者：为什么选这些照片做展览呢？

    潘科：20世纪80年代，我在画报社做记者。当时我脑子里一个概念就是：照片记录了这么多社会信息，以后就可能成为视觉文物。这次展览的大部分照片是1984年到1991年拍摄的，那是我集中拍摄的一个阶段。当初我们不如现在眼界开阔，只知道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不过，那时我就在琢磨，“决定性瞬间”是一个线性的东西，是对时间线的一个切割，而照相机的取景器是一个视觉场的概念，这二者是有不同的。所以我认为，“瞬间决定什么”可能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事情。现在看来，我想对了。

    记者：所以，这次展览的就是您认为那时拍对了的、已经成了视觉文物的作品吧？

    潘科：能不能成为文物现在说还是太早了。我一共整理出200多幅照片，总的题目叫《世纪末》，其中分为几个部分：日蚀系列拍的是跟犯罪现象有关的，关于监狱、看守所里的人。这个名字来自1987年，我拍了一个犯人用熏黑的玻璃看日蚀的照片。我觉得人性就像太阳一样，有光辉，但也有被遮蔽的时候。故都系列拍的就是西安的城市生活。故土系列拍的是陕西的农村生活，但是我下乡比较少，对农村没那么多兴趣，在这点上我跟胡武功、侯登科有很大的不同。记得我们三个人在一次雪后的晴天走在陕西凤翔的田野上，武功说太舒服了，老侯开心地吼了一嗓子，我跟在后边嘟囔，下次我可不来了（笑）。

    记者：作为“陕西摄影群体”的重要一员，您觉得群体的精神是什么？

    潘科：“陕西摄影群体”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陕西摄影群体”较早拥有自省意识、自觉意识。这些意识的本质是把宏大叙事转向了个人体验与观察。第二，“陕西摄影群体”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群体的几个骨干胡武功、侯登科、石宝琇和我，我们是一边拍照片一边写文章的，以此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考。

    记者：您在做摄影的同时也会写文章，这两者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潘科：我从小就喜欢写东西。但是，我不认为自己写的那些东西是所谓的理论，也就是个摄影批评罢了。拍摄和写作，这两者是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写作的时候是在梳理思想，拍照的时候是在实践所思所想。

    记者：刚才谈到了“陕西摄影群体”的精神，您觉得当下有没有摄影人继承了这些？

    潘科：继承这个词有点太大了，感兴趣的人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价值观，做一个参照。当时“陕西摄影群体”拍的东西基本上被主流认为是“土、老、破、旧”，但是我们不接受这个看法，我们并没有有意地刻画苦难和丑陋。你看我拍的这些农民，他们虽然不富裕，但是仍然充满尊严，没有猥琐的感觉。如果没有看到被摄对象的尊严，那么摄影师本人也是没有尊严的。如果要说“陕西摄影群体”在今天还有什么可以弘扬的东西，那就是要把“爱”看作是你的责任，去洞察人性。摄影最重要的是对“当下的人”做一个精神上的回应，做更深层的观察与思考。

    记者：知名摄影家塞巴斯蒂安·萨尔加多拍摄过许多重量级的纪实摄影作品，不过有人说他的作品带有美化苦难的倾向，对此您怎么看？

    潘科：如果要具体讨论某个摄影家，那就应该把他放在所处的时代条件中，看到他所作的贡献。从这点来讲，萨尔加多很了不起。比如他拍的巴西金矿，那种对生活的体验和观察，捕捉和掌控影像的能力，都是非凡的，这让我非常敬仰。但是，如果连萨尔加多这样的摄影家拍的东西也有人质疑的话，这也确实是时代的进步。我们没必要追捧或贬低一个人，更没必要总是站在一个“对与错”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不然只会妨碍你自己对于问题的判断。

    记者：您现在还在拍照片吗？

    潘科：还在拍，我现在主要拍一些以前摄影不去表达的东西。年轻的时候我追求捕捉对象与画面结构的精准性，但是现在我的体力、精力都下降了，而且我也不愿意重复自己。数码相机让我有机会大量观察那些按我们以前的框架认为没什么好拍的东西，我曾经参加过一次联展，我展览的作品统统叫“似是而非”，比如看到一个清洁工去捞池水中的一片树叶，转身的过程被我拍下来，看起来却好像是在打太极拳。摄影的阐述是切割多个时间轴在空间运动中的形态，这个切片是不是能够还原本真、是不是唯一的叙事性，都是大可怀疑的。我对这些东西感兴趣，所以称其为“似是而非”，我还会继续拍下去的。

    （本报记者 马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