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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电视台、中央新影集团等单位联合摄制的百集人物纪录片《百年巨匠》，展示并追溯了42位中国近代文化艺术大家的艺术成就和人生历程。本期《图像笔记》选登该纪录片解说词（节选），介绍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代表人物。由于篇幅限制，这里对采访、专家的同期声等进行了割爱。
林风眠：中西巧调和
今天的梅州，是广东东北部一个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城市。然而，在距离梅州市区20公里外的西阳镇阁公岭村，却依稀能看到100多年前留下的痕迹。这栋略显破旧的宅院，就是林风眠出生的地方。
在林风眠5岁时，家里把他送到了本族开设的立本学堂，读书认字，既是石匠又能画几笔的父亲还教他临摹《芥子园画谱》。在这种临摹中，林风眠接受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启蒙教育。
1915年，15岁的林风眠踏进了梅州中学的大门，在这里，林风眠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位美术老师梁伯聪，正是这位梅州历史上最后一个能书善画的秀才,将林风眠引向了艺术的新天地。求学期间,亲朋从南洋带回的一些外文书籍,也让林风眠好奇不已。书中那些色彩丰富、形象逼真的西洋画插图，使得从小临摹惯了《芥子园画谱》的他，看到了另一个不同的艺术世界并心迷向往。
4年后，作为第六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和林文铮一起登上了开往法国的邮轮。在院长杨西斯的工作室，林风眠接受了西方现代艺术与思想的双重启蒙。对艺术的理解和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艺术不再是儿时临摹或少时喜爱的西洋画片，而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与思考。林风眠独特的绘画天赋使杨西斯惊叹不已，于是就推荐他到巴黎美院。1924年5月21日，第一次“中国美术展览会”在德国斯特拉斯堡共和国广场的莱茵宫开幕，引起轰动。此时的林风眠，在欧洲现代主义艺术和中国古典工艺美术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中西调和的基本艺术面貌。
约两年后，林风眠受蔡元培之邀回国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不久，林风眠发表了《谈东西艺术之前途》一文。他以论述艺术是如何构成的、东西艺术根本之异同等问题为基础，正式提出了“调和东西艺术”的主张，力图在复兴东方艺术和调和东西艺术之间寻求新路。
一年后，林风眠组织本校师生召开了一场在当时国内规模相当大的艺术展。由于部分作品抨击社会、直讽现实，激怒了奉系军阀，林风眠被迫辞去校长之职，离京南下，担任了由蔡元培亲手创建的杭州国立艺专第一任校长。执掌杭州国立艺专的十年，也是林风眠实践自己调和中西艺术理想的十年。这一期间，林风眠用象征手法创作了大型油画《人道》《悲哀》《死》《人类的痛苦》《渔村丰收》等作品，风格一如他“中西调和”的探索，造型简约，大笔触粗线条，色调强烈而凝重。
后来林风眠移居到了上海，他就像个苦行僧一样，不问世事埋头作画，在清苦孤寂中继续着中西艺术调和的探索。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林风眠终于在中西融合的道路上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面貌，他的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孤独、忧郁和磨难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林风眠，但是，在他的笔下，却衍化出了寂静的山川，仿佛一片超现实的梦乡。
潘天寿：自幼习传统
在浙江省宁海县，距离县城以北15公里，群山环绕，有一个名叫冠庄的村子，这就是潘天寿的故乡。
在潘家院落后面，有一间家族私塾。父亲潘秉璋把他送到这里读书，按照私塾里的要求，潘天寿每日背书写字。或许是天资聪明，或许是刻苦用功，他的学业不久就令先生刮目相看，被树为楷模。
1910年，为了让儿子能够有机会出人头地，父亲将已经读了7年私塾的潘天寿，送到了宁海县城的新式小学从头读起。那一年，潘天寿14岁，出现在潘天寿眼前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世界。学堂里开设的物理、化学、算学等西式课程，他更是闻所未闻。
而在班上，比同学大七八岁的潘天寿，与那些个头都比他小得多的城里孩子在一起，显得十分怪异。由于和那些整日追逐嬉戏、吵吵闹闹的幼稚学童毫无共同语言，少年的内心第一次感到了孤独。此时，他只能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学习新知识上，很快他的各门功课成绩都在同学中名列前茅。
但是努力学习新课程，并不能让他排遣内心的孤独。在来县城读书的第二学期，潘天寿省吃俭用3个月，凑钱买下了一套石印古书——《芥子园画谱》。正是从这本书开始，他踏上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研习之路。
当儿时就显露出绘画天分的潘天寿，翻开《芥子园画谱》的那一刻，7年私塾苦读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悟，一下子找到了诉说自我情感的独特表达方式。以至于到了晚年，他还常常跟自己的学生说：“我14岁时就立志要做一个中国画家，《芥子园画谱》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此后，潘天寿开始痴迷于《芥子园画谱》，每天临摹不断，甚至在上课的时候，都忍不住铺纸作画，因此受到老师的严厉斥责，还差点被校方开除。
5年后，潘天寿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到家里时，除了对他的学业感到欣慰，他画艺的长进也让父亲觉得不可思议。
191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尽管清政府早在3年前就已经被推翻，但是争权夺利的闹剧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轮番上演。把中国的农民阶层推向了几近生死的边缘。生在农村的前清秀才潘秉璋，无力改变家道衰落、生活困窘的厄运。当潘天寿提出继续求学的愿望时，父亲无奈地告诉他，家里已无法负担学费，他只能回家种田。
在离村庄不远的群山上，有一座秃兀的山峰，当地人叫它“雷婆头”。回乡务农的潘天寿，除了干些地里的杂活，还要上山放牛。那时候，他经常独自一人爬上这座山峰，眺望着山外的世界，久久苦思。
在潘天寿晚年的画作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雷婆头峰寿者”的题款。“寿者”当然是指他自己的本名，而“雷婆头峰”四字所承载的，则是那个年代留给他的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傅抱石：笔意出乾坤
1931年7月的南昌，正值盛夏。顶着酷暑的傅抱石却一丝不苟地穿着整洁的长衫，拿着5年前写成的《摹印学》手稿，在江西大旅社门前踟蹰徘徊。
此刻,他正在等待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徐悲鸿。这位时任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的主任，刚好来到南昌，住在豪华的江西大旅社。他的到来，在南昌文化界引起了轰动。当傅抱石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后，出于对徐悲鸿这位文化名人的敬仰，他也希望能够有幸一睹大家风采。而恰巧在这时，一位熟识的银行家朋友给他提供了一个见面的机会。
约定的时刻到了，或许是徐悲鸿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外出一直未归。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眼看天色已晚，傅抱石快步走上楼去，请人打开徐悲鸿下榻的房间，将随身携带的《摹印学》手稿放在了卧室的床头。正是这一看似鲁莽的举动，让他及时地抓住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遇。
当晚，没有见到徐悲鸿的傅抱石，回到家中一夜未眠，他为徐悲鸿刻制了一枚名章。第二天，正当傅抱石还在为昨天留下的文稿是否会被徐先生看到而担忧的时候，没有想到，徐悲鸿竟然会意外地出现在他的家中。这次见面，徐悲鸿感受到了一个年轻人的勤奋和才华，他当场提出建议，让傅抱石出国留学深造。
早在20世纪30年代，徐悲鸿画的马就已成为达官贵人追逐的珍品。但他为了能够让傅抱石顺利留学日本，他居然主动给人画了一幅奔马图，于是傅抱石以学习日本陶瓷工艺技术的名义赴日留学。
位于日本小平市的武藏野美术大学，当时它的名字还叫帝国美术学校。对于当时的傅抱石来说，这所大学是他人生和命运的一个新起点。傅抱石在帝国美术学校研究部学习雕塑和工艺美术的三年时间里，完成了从一个学习东洋工艺美术的留学生，到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理论家的蜕变。这一切都得益于他的日本导师金原省吾。在其启发下，傅抱石产生了新的想法，他希望在梳理中国绘画历史脉络的同时，找到中国画发展的新的方向。
认识郭沫若，是傅抱石留学日本的另一个重大收获。当时,这位参加南昌起义后受到通缉的文化名人正流亡在日本。一个偶然的机缘，他们相识并成了挚友。他们两个人，一个发奋学画，一个潜心研究甲骨文字，正是两人在艺术和思想观念上的一致，使他们结成了维持一生的亲密友谊。
在导师金原省吾和好友郭沫若的支持下，傅抱石生平第一次个人作品展览在日本东京银座的松坂屋举办。当时日本的许多知名画家，纷纷买下了他的篆刻和绘画作品。当傅抱石当场进行微雕表演时，人们连连称奇，有人问他是怎么雕刻的，傅抱石幽默地回答：我是用精神在雕刻。于是第二天的报纸上，就有了这样的新闻标题“用精神雕刻的艺术家”。
1935年6月，因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傅抱石提前结束了留学生涯。在归国前，傅抱石把他在日本创作的绘画、篆刻作品，保存在老师金原省吾家中。如今，这批作品，已成为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图书馆珍贵的馆藏。
傅抱石在日本留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事实上，在他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对他此后的艺术史论研究和绘画创作，产生了极其重大的转折性影响。
《百年巨匠》总撰稿：赵伟东
《林风眠》撰稿：赵伟东、李华俊、斯然畅畅
《潘天寿》撰稿：赵伟东、李华俊
《傅抱石》撰稿：赵伟东、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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