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祠堂

    金台区的葛河村紧挨着贾村塬，黄中泛白的条条上塬小路，与穿村而过泛着金光的金陵河，像数条彩带缠绕着村子。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这里散步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背依平台，龙脊青瓦，粗粗的廊柱，红红的门窗，我以为是盖什么庙，走进去一看，一头发稀少的中年人正蹲在大梁上描龙绘凤，四壁已画满了古装戏上的人。我说能画庙手艺一定不错，那中年人却说是画先人呢！原来是画祠堂呢！问及祖上出过什么大人物，他回答道：“明代时出过个大将军，保驾朱元璋有功！”我细看一面墙壁，上面是宝塔状的人名，葛家爷爷的爷爷、奶奶的奶奶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这虽是一座只有三间大的仿古祠堂，却点燃了我记忆深处的老祠堂。

    幼年的我，乡村早就没了族长的影子。我哪知道祠堂是安顿先人灵魂的圣殿，是珍藏家族脉气的宝匣，是倾诉心愿祈求福禄的密室，要说对祠堂的记忆，最多的却是一肚子的疑团。我怀疑祖先是猿猴变的，猿猴怎能变成人？那猪羊骡马怎么就不能变成人？最早的祖先是谁，他们也吃的是臊子面吗？他们怎么知道臊子面要放葱花韭菜萝卜木耳黄花菜呢？先人为何不住在鱼虾蹦跳的海边，却住在远离城市缺这缺那的荒山下？每当我冻得嘴脸乌青、饿得头昏眼花，却看见祠堂先人轴子上的先人坐在阔气的厦房下，一身绫罗绸缎、珠光宝气，大方桌上摆满了果蔬美食、诗书画卷，还有闪闪发光的金锞银锞，两旁还站立着侍奉丫鬟，几盆鲜艳的牡丹花或含苞或怒放，心里就更多了七分委屈三分抱怨。哎！要是我生在我先人那时光，爷爷奶奶肯定也让我穿金戴银、吃饱喝足的！农村孩子，都是在无数次跟着大人给祠堂叩头烧香时长大的。老人哄娃娃说，要学乖娃、要学勤快、要好好念书，千万不要说谎、不要偷懒、不要走歪门邪道，你做啥事老先人都知道，老先人喜欢老实娃，总在暗地里给老实娃指路，要榜上有名，要走州过县，就得恭恭敬敬敬先人。于是，我叩头时比伙伴们叩得响，献礼时比伙伴们拿得多，平时我也爱在画得花里胡哨、盖得飞檐斗拱的老祠堂转悠，我要让老先人记住我，千万不要把我与狗蛋、六喜、科娃、引弟他们搞混了。

    然而，祠堂的学问却远不止这些朴素的感情与肤浅的概念，起初我以为它只是乡风民俗，甚至是装神弄鬼，哪懂得它的学问贯穿着整个人类社会，充满了“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社会治理理念。它不仅仅是一处供烧香叩头的建筑，它从里到外联结着整个社会。周人在它里面找到了礼的精华，懂得了少数人如何统治多数人从而实现长治久安的奥秘；孔夫子在它里面找到了仁的本原，懂得了它影响人们的道德素质、风俗习惯以及对整个民族有着巨大的凝聚力；秦人在它里面找到了勇的砝码，懂得了刚直威猛才能横扫六国。我不知道西方是否也有宗祠，但革命导师马克思正是从宗祠、族长、公共财产、赋税差役这些司空见惯的枝节，从《资本论》到《共产党宣言》，逐步构建起了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理论大厦，从而描绘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它因此也走进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伟人在文章中把它的代言人——族长的族权，与政权、神权、夫权，一起列为全部的封建宗法制度，并尖刻地批评它们“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巨人围绕祠堂在战斗，文豪也不甘寂寞，郭沫若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主编《中国史稿》，对宗族势力以大量笔墨抽丝剥茧，回答着来龙去脉。鲁迅则以《祝福》《药》《孔乙己》《阿Q正传》等，斥责封建制度是“吃人的礼教”。而我与我的父老乡亲，绝不知道各式各样的祠堂有这么大的来头，它的角角落落、里里外外竟是哲人们竞相争鸣的战场，那些泥巴塑造、颜料勾画的祖先肖像，那些生前一文不名、艰难困苦的祖先，怎么就属于文绉绉、怯生生的“上层建筑”呢！如此高深的哲学问题，农人显然是琢磨不透的。但有一点必须承认：关中的祠堂虽不比皇宫结实，却比皇宫耐久。一般而论，皇宫被烧了，重建的是另一个朝代；祠堂倒塌了，新建的仍属于家族。只要这个家族还有一个人，劈块板子、写上姓氏，这个人就有了皈依，走到天南地北，也不是孤魂野鬼！

    到祠堂去寻根！趁着关中的“上层建筑”还没有消失殆尽，我应当“抢救性”地为后人留下一个祠堂的模样。

    昔日关中乡村，祠堂正中都悬挂着“某家祠堂”的雕漆牌匾，里面是一张两头翘起的供桌，供桌上是一排排按嫡庶、按支系、按辈分罗列的先人名字，五服之外的则笼统以“祖先”而论，祠堂正中悬挂着正襟危坐、栩栩如生的始祖肖像。有讲究的大族还把先人创业的历程画成精彩故事，有余力的则设法把修好的族谱放在香案上。上香奉献念祷文，当是族长的权力，为先人唱戏、耍社火以及修缮支出，则是族人自愿出资或均摊。婚娶、添丁、亡故以及日常邻里纠纷、田产争讼、违法犯罪的均要到祠堂奉告。祠堂的大门不像庙门经常大开着，只有过年和清明、端午、中秋、冬至才香火缭绕、张灯结彩。当然，因金榜题名、受封旌表等光宗耀祖的，少不了要随时锣鼓喧天一番。

    国人祭祀先人由来已久，这正是“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古训。古时祭祀天地专属天子，祭祀山川则由诸侯大夫，士庶人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史记·礼书第一》说：“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而宗祠、家祠最早立于汉代，位于逝者墓旁，也叫墓祠。宋代朱熹出台《家礼》后，才大兴祠堂，将家庙改为祠堂，明嘉靖年间“许民间皆联宗立庙”，于是，每族不论大小，也不分穷富都大建祠堂。山东曲阜的孔庙、安徽旌德的江氏宗祠、山西代县的杨家祠堂、无锡的过家祠堂甚至韶山的毛家公祠、陕西眉县的张载祠等，皆排场极为考究，是中国祠堂的代表作。祠堂成了光宗耀祖的徽记。姓氏与故里，对国人而言，永远是座斑驳陆离的大迷宫，对祖上的追根溯源，对姓氏的探赜索隐，从人一懂事就挂在嘴上，常常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祖上是一棵大树，孩童会看自己能长多高；祖上是一口油井，孩童会看自己能否发生井喷；祖上是一座窖藏，孩童会掂量自己是什么宝物；祖上是一面镜子，孩童会看出自己能长成什么样子；祖上是一根脐带，孩童会在亲情温暖下崇德尚礼。他们把先人芝麻大的事都看成英雄事迹，把先人的善德善行夸张成《一千零一夜》故事。先人成了他们的庇护神，他们懂得没有先人就没有他们。先人虽已埋在地下不出气了，但他们是先人的影子、先人的复活。于是大年初一，这个家族的老老少少，都要进祠堂献白馍、献果子、献羊头、献猪头、献美酒，击锣敲钹，三拜九叩，族长重申家规家法、族训族约，神圣的灵光四处弥漫，先人的灵魂立马钻进后人的血脉中。家境贫穷的孩童面对先人，会庄严宣誓：一定要发愤图强，活出个人模样，为祖上争口气。而更多的族人，眼中流露出丝丝惶恐，希望先人保佑平安健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族人也消除了隔膜，捆绑得更结实牢固了，也没有了是非曲直，与同族不论哪个人过不去就是与自己过不去，本族中不论谁的仇人都是自己的仇人，一个家族成了一张脸，说话成了一口腔，吹号成了一个调。就是面和心不和，遇事也要看祖先的面子，看族人的面子。乡村的话语权就看族强族弱、族富族穷。族大的就是老虎，族小的就是绵羊。同一族的人在繁衍生息中流落他乡，也要辗转寻根祭祖。岐山蒲村乡有个村子叫孙家庄，几户人家遇饥荒扎寨青化乡，后又分支出另一孙家村，同根同族使青化孙氏人家大年初一必来拜祖。四十多里路程，顾不上喝口水，赶到时已是晌午。族长常埋怨拜祖错过了良辰。青化孙家人就想出良策，于某年的大年三十偷偷牵着牛来到孙家庄，说是提前来虔诚祭祖，结果到半夜三更时分，偷出“先人牌”用牛驮回村上，独自供奉。这种用牛驮走先人牌的事，曾发生过不少，也往往是怎么要也要不回的。“先人牌”是不能用人背的，也不能用马拉，用牛驮寓意先人是很牛的，后人会像牛毛一样密密匝匝、红红火火。

    祠堂是族长惩恶扬善、施行族法的“乡村法庭”，是宣讲圣谕、劝世勉励的“道德讲堂”。族长往往是一个族中德高望重、说一不二的领袖。他们按照传统伦理给每个族人打分，也把法律的鞭子抽向每个族人，把礼治与法治请在祠堂中，族约、家规训词大都提倡“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有些族规对越轨者处罚甚严：“不孝不悌者，众执于祠，切责之，痛治之。”有些族约规定：“本支子孙有作过者，有败俗者，有婚姻不计良贱者，有弃卖坟墓者，俱以不孝论，并鸣众，揭谱除名。”有些族长一怒之下，除罚站、罚跪、鞭笞、拷打外，也会发生把人活活吊死或打死的惨剧。被关中人骂作“羞先人”“丧德”者，是不能进祠堂祭祖的。祠堂是乡间的法庭，族长就是法官，族规就是法律，这里没有律师，也不容辩解，族长说对就对，说错就错，说打说罚都由他。中国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祠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基础就是根须。“听话循规”也就成了乡间人教育孩子的座右铭。祠堂是维持乡间秩序的皮鞭，也是反对革新的道袍。每年初一的大祭祖，有做错事者，都要受到族长点名训斥，这无异于面子扫地、尊严丧尽。所以，平素祠堂是威严高大的，族长也是威严高大的。

    祠堂是族人的旗帜和纽带。先人就是本族的宗教领袖。而本族就是一个堡垒，一个团体。常常为了利益争执，发生族与族之间的械斗。如果谁被打死了，会在族人中无上光荣。在平时，一个族大大小小的人会受到宗族的保护。小孩一出生，就在宗族圈子中成长，大人爱谁他就爱谁，大人与谁有仇他就与谁有仇。一些族与一些族有仇，子女是不能通婚的，而且通婚要讲名门望族，讲门当户对。春节期间的一些宗族活动，迎神赛会、演戏等，更让族人有了自豪感、荣耀感。族人去世，全族人要打墓抬棺；族人结婚，全族人要帮忙贺喜。遇有红白喜事、盖房打墙之事，族人都要放下家中事出劳相助。在农耕时代，宗族是互依互存、互帮互衬的合作社，在迎击外来欺侮、土匪骚扰上，更显示出“全民皆兵”的威力。

    关中祠堂，大都于“文革”中被毁坏，有些做了仓库，有些做了校舍。不少人不知三代以上的祖先。祖母在世时，我曾问到我的“爸爷”（曾祖父）是何等人？祖母说：“他是个医生，也是个善人，一生救过好多穷人的命。”祖母还说：“我一到你吕家，一天要做十几次饭，都是做给要饭的。我一生谁都不服，就服你爸爷。你们兄弟三个能端上公家饭碗，能在外面干点事，不是你们本事有多大，是你们先人积下了德。”据村上上了年纪的人回忆，我的曾祖父吕万统，有炼丹绝技，把药装在钵中埋入地下，用木炭烧一天一夜，药味几十里远都能闻见，开炉时全村会落下一层蚊子。此药叫“九转还阳丹”，可根治不少顽疾。在没有青霉素的年代，有神奇功效。有一年，他在路上遇到一逃荒要饭、奄奄一息的川人，背回家后服侍了半年，川人大病痊愈，走时用此药方答谢救命之恩。幼时我从家中的“先人案”上见过曾祖父名字，破四旧时家人用此案做了头门。我知道，曾祖父在庇护着他的子子孙孙，子孙们更应眷念穷人，多做善事。因为“人做好事，好事等人”。大人说，过去有威望的族长比县长忙碌，自己就是言行一致的“人样子”，族里出了偷鸡摸狗、不守规矩的败类，除了按族规处罚，族长就在祠堂下跪几天几夜反省赎罪，吓得当事人一家陪跪不说，还要搬出年事已高的长者求情。所以，乡村很少有什么乡匪村霸之类的害群之马，县长老爷自然是无为而治坐享清福。

    祠堂的消失，无疑是中国乡间政治进步、文明开化的结果。但乡间也出现了教化缺失、传统丧失、伦理颓废的一面。乡间赌博成风，二毛子横行，老人被子女当成累赘无人赡养，麻糜婆娘更是无人调教，只觉得“风俗人心堕落迅速”，要是有个族长管管事，要是有个祠堂罚罚跪，或许一切会变得好些。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在入近世期以前中国的情形》一文中说：“县既是古代的一国，县令即等于国君，是不能直接办事的，只能指挥监督其下。真正周详纤悉的民政，是要靠乡镇以下的自治机关举行的。此等机关，实即周时的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等职；汉世的三老，啬夫、游徼，尚有相当的权力，而位置亦颇高。魏晋以后，自治废弛，此等乡职，非为官吏所诛求压迫，等于厮役，即为土豪劣绅所盘踞，借以虐民，民政乃无不废弛。”这也说明，乡村治理是国家社会治理的基础，乡村没有敢于担当的管事人，歪风邪气必然泛滥成灾，脱贫致富也不得安宁。

    乡村是育人的摇篮，是风气的产床。尽管乡下人往城里跑，但乡村仍是我们脱不掉的螺壳、甩不掉的影子。我想祠堂倒了，魂灵不能丢，族长走了，乡风不能败，我们一定有办法治理好村子、寨子、堡子！

    （作者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著有报告文学《宝鸡挖宝人》、散文《老关中》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