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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父亲
2015年是冯友兰先生诞辰120周年。学界和出版界举行了多种活动纪念这位中国哲学大师，台湾商务印书馆特别出版《中国哲学史》精装版，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善品堂藏书推出《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宣纸线装版。
宗璞说，父亲的一生有三方面贡献：一、他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运用现代逻辑方法的中国哲学史，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二、他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哲学体系；三、他是一位教育家。
“父亲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在北大、清华、联大维护和贯彻如下的教育理念：学术至上、为学术而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他认为，大学要培养的是‘人’而不是‘器’。器是供人使用的，知识和技能都可以供人使用，技术学校就能做到。大学则是培养完整灵魂的人，有清楚的脑子和热烈的心，有自己辨别事物的能力，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对以往及现在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欣赏。”
宗璞将父亲的教育思想概括为三点——
一是教育出什么样的人。应该是合格的人，而不是器，是有独立头脑、通晓古今中外事情、能自己做出判断的人，而不是供人使用的工具。
二是大学的职能。父亲非常善于把复杂的事用简单的话说出来，他用四个字概括大学的职能——继往开来，就是说，大学的职能不仅是传授已有的知识，还要创造新知识，清华的传统就是富有创造性，清华的校箴“人文日新”就有“开来”的意思。
三是怎样办大学。大学不是教育部的一个司，大学是自行继续的专家集团，就是自己管理自己，懂得这个事情的人有权发言，一般的人不要发言。
冯友兰先生常年专注于纯粹的精神世界，从不为俗物分心，因为在他生命的不同阶段都有贤淑女性静静地辅佐，他曾感叹自己的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
“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晚年的冯友兰曾打算写一本《余生札记》，把哲学之外的各样趣味杂感写进去，但是这本书最终没有写成。
多年来，宗璞一直守候在父亲身边，做他的秘书、管家、医生和护士。她最了解父亲。
宗璞猜想这本书里会有“论文学”“论诗词”“论音乐”等等，大概还会有一篇讲《红楼梦》的文字，因为父亲曾高度赞扬《红楼梦》的语言，便是三等仆妇的话也都很有节奏，耐人寻味，而且符合讲话人的身份。
一次在饭桌上，父亲边吃饭边谈论《儿女英雄传》，说这本书思想不行，但描写有特点。他讲到十三妹的出场，和以往旧小说的出场完全不同，有现代西方小说的手法，不是先自报家门，而是在描写中逐渐交待人物；讲到邓九公洗胡子，他认为写得很细，很传神。
宗璞很遗憾自己没有先见之明，应当把这些往事都记录下来——
“父亲对诗、对词曲、对音乐，都有很好的意见，父亲曾说，如果一个人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懂，他会喜欢中国哲学；如果一个人对中国古典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都懂，他会喜欢西方古典音乐。”
聊创作
宗璞的作品，一向追求“诚”和“雅”。她觉得，没有真性情，就写不出好文章。但要做到“诚”，就要正视生活的很多问题。“雅”便是文章的艺术性，这只能靠改，不厌其烦地改。
很小的时候，宗璞就开始背诵诗词。她五岁就上小学了，父亲会给她选一些诗，每天早晨背上书包在母亲床前背了再去上学。
宗璞背的第一首唐诗是白居易的《百炼镜》。但是，父亲从来不讲，他主张书读千遍，其义自见。
每天规定背的诗词，宗璞都能比较顺利地完成，因为她很感兴趣，背起来也就不觉得吃力。
少年时的宗璞对于儿童读物更是爱不释手。她读过《格林童话》《爱丽斯漫游仙境》，而在小孩子中流行的如清代俞曲园改编的《七侠五义》《隋唐》《小五义》《水浒》《荡寇志》，她也都读了。
其中，有一套少年儿童读物的文库里，改写的《西游记》非常好读，不像宗璞早先看的《西游记》那样，很繁琐，一上来就是“有诗为证”。
宗璞还看了不少成人读物，八九岁时就读了《红楼梦》，看到林黛玉死，哭得泣不成声。
童年的阅读，尤其是诗词对宗璞的影响是巨大的。1944年，15岁的宗璞就写了一篇关于滇池月光的散文并在刊物上发表。此后，她开始尝试创作小说。
1948年，宗璞的短篇小说《A.K.C.》发表在《大公报》上，她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1957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红豆》，为宗璞赢得了声誉，也带来了麻烦。《红豆》被打上“毒草”的标签，她无奈搁笔，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陆续写了《弦上的梦》《三生石》《我是谁？》等作品。
20世纪50年代下放回来后，宗璞写了篇小文章《第七瓶开水》，下笔的第一句话就是：天下的母亲都爱自己的儿子。后来一想，不行，这不是人性论吗，要批判的，赶紧改掉了。
但这句话，宗璞却永远记住了。后来，她发明了“心硬化”这个词，意思就是，某些特定时期，人人都要硬下心肠来说假话。
宗璞很早就想写一部反映抗战时期中国读书人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因为这段历史，对于宗璞的童年和少年影响太深了。
宗璞想写写父兄辈的历史，写一部长篇小说来表现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的民族风骨，“不然对不起沸腾过随即凝聚在身边的历史”。
小说最终定名为《野葫芦引》，包括《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四卷。从20世纪50年代起，宗璞开始动笔，如今60多年过去，前三卷已陆续出版。其中，《东藏记》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在文坛上，宗璞是一面以自我生命守护中国文学真火的孤独的旗帜。近30年来，她在病中笔耕不辍的四卷本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以至真至纯的文学结晶为它所描述的时代立言。”清华大学哲学系肖鹰教授在已经出版的前三卷中读出了立言文学的不朽品质。
这种品质是中国文心的薪火相传。
“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宗璞自状，“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她的作品几乎篇篇是同疾病斗争所得。
从写《东藏记》开始，宗璞的视网膜脱落，头晕频频发作，半边身子麻痹，只能在助手的帮助下口述成文，7年才写完。
《南渡记》写完，父亲去世了；《东藏记》写完，先生去世了。
经历的越来越多，宗璞对人生的态度也有了一些变化。现在，她设计的《北归记》结尾，和最初的想法略有不同——
“在经历了‘文革’以后，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已经定了。不过，经历了更多死别，又经历了一些大事件，对人生的看法更沉重了一些，对小说结局的设计也更现实，更富于悲剧色彩。”“我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小说里的人物都在慢慢长大，孟灵己出场的时候10岁，回去的时候19岁了，而且经历了西征的战争、李家大女儿的死、凌雪妍的死，尤其是玮玮的死，这都影响着她的成长。有人说我每本书要死一个人，我想生活就是这样，一面向前走一面就要消失，旧的消失然后又有新的。”
写抗战
《野葫芦引》前三卷是设置在“明伦大学”八年抗战的历史脉络中的，它以“南渡”“东藏”“西征”为叙事结构，谱写了一代中国学人的抗战史诗。
我们熟悉的抗战小说，绝大部分是描写农村敌后战场的（如《铁道游击队》《风云初记》），还有以抗战为背景的（如《围城》《未央歌》）。《野葫芦引》却与之完全不同，它全面、细致、深入地刻画了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面貌，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作品里绝无仅有。
于此意义上讲，《野葫芦引》是一部非常珍贵的作品。
作家王蒙曾评价《野葫芦引》：“喷发着一种英武，一种凛然正气，一种与病弱之躯成为对比的强大与开阔。”也有评论者认为，宗璞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体现了“漂泊与坚守”，“很多知识分子的人生似乎都与这个主题相关”。
宗璞说，那个时代人的精神境界与现在的距离很大，以致有人认为她写的人不够真实，他们很难想象，会有人像书中人物那样，毁家纾难，先公后私。
其实，对于那一代人的品格，宗璞自认为写得还不够。“野葫芦”是一段源自真实生活的动人故事，是小说，也是历史。“七七事变”后，一大批教授、学者在战火硝烟中跋山涉水，把西南边陲造就成为保存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圣地”。在物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精神富有，理想不灭。
“我写这部书，是要寻找一种担当的精神，任何事情要有人做，要有人担当，也就是责任感。在担当起责任的时候，是不能只考虑个人得失的，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野葫芦引》中，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抗战，投身抗战，在羁绊中奋勇成长，在实践中摸索前行，最终完成了自身的蜕变。这样一部作品，对于宗璞来说，是“不得不写”的——
“第一，西南联大先后毕业学生共2000多人，从军者800余人，当时别的大学如重庆中央大学，从军的也很多，从军抗日是他们的爱国行动，如果不写上这一笔，就是不完整的；第二，滇西战役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次重要战役，十分辉煌，长时间被埋没，被歪曲。抗日老兵被审查，流离失所，翻译官被怀疑是特务，他们徽章上的号码被说成是特务编号。把这段历史从尘封中磨洗出来，是我的责任；第三，从全书人物的发展看，走上战场，也是必然的。玮玮在北平沦陷后，就憋足了劲要去打日本；第四，我的哥哥冯钟辽于1943年志愿参加中国远征军，任翻译官，那年他19岁。随着战事的推移，他用双脚从宝山走到畹町，这段历史对我有一种亲切感。现在用各种方式写这段历史的人已经很多了，但《西征记》是独特的，我是尽心而已。我看见一篇评论说，这样一部作品，没有出现在充满豪气的男儿笔下，倒是宗璞写出来了，令人惊叹。我很感动，还要继续努力。”
宗璞最大的困难是写战争。她经历过战争的灾难，却没有亲身打过仗。她害怕凭借材料只会写成一般的报道。
困惑之余，书中澹台玮、孟灵己年轻的身影给予宗璞极大的启发。材料是死的，而人是活的。用人物统领材料，将材料化解，再抟、再炼、再调和，就会产生新东西。掌握炼丹三昧真火的是人物，而不是事件。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烛照全书，一切就会活起来了。
宗璞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只是诚心诚意地烘托书中人物。他们陪伴了自己30余年，是老朋友了。
“我惊讶地发现，这些老朋友很奇怪，随着小说的发展，他们越来越独立，长成的模样有些竟不是我原来设计的。可以说是我的笔随着人物而走，而不是人物随着我的笔走。”宗璞说。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物都这样。最初写《南渡记》时，宗璞为人物写了小传。后来，因自己不能写字，只有在心中默记了。这些人物也似乎胆大起来，开始照他们自己的意思行事了。他们总是越长越好，不容易学坏。
搞翻译
宗璞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一个人有三个头就好了：一个搞创作，一个搞研究，一个搞翻译。
但是，人只有一个头。宗璞和前辈们谈到过几个头的问题，冯至先生说：不止你一个人想同时进行创作和研究，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是形象思维多，一个是逻辑思维多，只能是有所侧重。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宗璞曾将霍桑的一篇童话译成中文，故事讲的是——
一个国王爱金子，魔法师使他能够把任何碰到的东西都变成金子，他得到很多金子。但是灾难也来了，因为他碰到的东西都变成了金子，食物到嘴里也变成了金子。他亲爱的小女儿，向他扑过来，一下子也变成了金子。
宗璞很喜欢这篇作品，但译成后却不知放到哪里去了。
又过了十几年，那段时间，大家已经上班了，可是没事做。当时的领导安排宗璞和另外两位同志翻译韩素音的《毛泽东传》，他们完成了。
大概是《世界文学》复刊以后，宗璞翻译了霍桑的小说《拉帕奇尼的女儿》，颇受好评。后来，有人向冯至建议，让宗璞翻译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但是她没有做到。再后来，宗璞只翻译了英国女作家曼斯菲尔德和波温的一些短篇作品。
宗璞的翻译以及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理解秉持怎样的原则？她说，研究外国文学要时时关心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在的创作。
宗璞和冯至先生也谈过这个问题，冯先生同意她的观点。他说，外国文学研究所注意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自然的事实。
当时，外文所的诸多老一辈先生中，很多都曾经从事过创作。冯至先生在新诗和小说创作方面有着成功的经验，他的小说《伍子胥》具有探索性，而且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造诣颇深；卞之琳先生本身就是诗人，《十年诗草》篇幅不多，却能流传；杨绛先生的小说和戏剧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我记得杨绛先生有一个剧本叫《弄真成假》，台上有一只猫，坐在一堆书上，有人把它一提就放在椅子上了，我和弟弟都喜欢这个场面。我说，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应该带有中国特色，不是应该有，应该是自然就有，并不是说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必须也要创作，只是说要关心中国文学。”
宗璞认为，关于翻译，一般都要说到信、达、雅。当然，那也不是容易做到的。至于文学翻译，应该是一种再创造，而且最好是适合原作风格的再创造。读者从翻译中要感受到原作的全部是不可能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读者不能看到原作语言的美，要靠翻译的文字来代替，使之感受到与原作相等的各方面的价值，如《鲁拜集》，原是波斯诗人奥玛·海亚姆所作，爱德华·菲茨吉拉德却把其翻译成为不朽的英诗，这就是再创造。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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