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为本 天道为应

    左康华，女，中山大学哲学系2011级博士，广州大学政治与公民教育学院讲师。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修礼文以行德化——刘向礼学思想研究》。

博士导师：中山大学教授 李宗桂

通讯评委：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张秋生

广西师范大学教授 吴全兰

    “神学的世界观”与“人文主义思想”在刘向学术思想中的并行不悖，使得很多学者将刘向的思想界定为“二元的折衷主义”。然而，刘向在《别录》中所论古今学术的演变，以及反映在《说苑》《新序》《列女传》中的礼乐教化主张，明白无误地表现出与神学系统不能并立的人文主义思想。灾异的外衣下，刘向以礼治作为其政治活动与学术主张的最终旨归。借助灾异、阴阳五行的话语体系，刘向试图彰明礼乐教化之宗旨，通过扩大礼的施化范围的努力，使儒学价值观念在民众中发挥切实影响，从而实现“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自我期许。

    一

    刘向“博物洽闻，通达古今”（《汉书·楚元王传》赞）的学术素养，使“灾异”与“礼乐”在刘向学术思想中的相通成为可能。他以儒者自许，认为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源应当服务于儒家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推动儒学在汉代的新发展，诸子百家治世思想的有效性也应被置于儒家的价值体系中予以评价。这使得刘向的思想呈现出以儒家为宗、兼采诸子百家的学术取向，而丝毫不见章句之学兴起后经学烦琐、墨守的陈腐之气。

    “言灾异”又的确是刘向思想的鲜明特色。刘向笃信具体的灾异现象与具体的人事之间存在着真实并能占验的联系，所以他会因为元成之世灾异的频发而深感忧虑，也会因为礼器古磐的出土而感到振奋，认为其代表了礼乐教化之道将兴的天意。从个人兴趣的角度，刘向对于灾异占验、星象历数乃至神仙方术抱有极大的热情，《汉书》本传载其“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刘向思想中“言灾异”的特色。

    《说苑·君道》中，刘向提出“天之应人，如影之随形，响之效声”，认为在天人关系中，应当以人事为本，而以天道为人事之应。这种人事为本、天道为应的天人观，是刘向灾异思想背后的礼治追求的真实反映，是重人事的儒者特质与好言灾异的学术兴趣相互影响、包容涵摄的结果；在这种天人观的约束下，灾异成为刘向评价人事得失的工具，也成为其礼乐教化思想的天道信仰与依据。

    二

    人事为本、天道为应的天人观，是将人事放在枢要的位置上，从而将天人感应思想限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使其不至沦为荒诞不经之论。它首先表现为将“灾异”或“不祥”所指的对象限定在“人事”的范围内，避免对于天象征兆的过度解读。《说苑》中，对于天降血雨、牛生马等典型的妖异灾变之事，刘向更愿意给出一种符合事理人情的解释来拂去这些现象表面的奇异之处（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解释依然显得怪诞），而不愿推之于缥缈难寻的天意。

    其次，表现为面对妖异灾变之事，应反思人事之失，而不应寄希望于祈福祭祀。当时社会对鬼神之能寄望甚深，但刘向并不认为单纯的祭祀就能够获得福祉、消弭灾祸，相反，只有时时反思施政得失，“谨仁义，顺道理”（《说苑·反质》），才是获得神明赐福的正确途径。

    最后，人事为本、天道为应的思想也表现为人事胜鬼神。刘向相信妖由人兴、德胜不祥，在人的善政、善行面前，鬼神也无能为力，“妖孽不胜善政，恶梦不胜善行”（《说苑·敬慎》）。在《汉书·艺文志》中，刘向批评阴阳家“舍人事而任鬼神”，因此只能居于儒家之下，而无法真正成为治国之道。明于“人事”与“鬼神”之分，担负起“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职责，这既是刘向对儒家的定位，更是一种自我期许。

    三

    从《汉书·五行志》所载百余条刘向对于灾异事件的解读来看，无论是对不当政治行为的认定，还是对政治措施的主张；无论是对君主不当行为的警诫，还是对其地位和权力的认定，其所遵从和依持的原则，无一例外都是礼。这种指向具体的人事的解读方式，反映出刘向在灾异、阴阳五行的外衣下，试图彰明的是礼乐教化之宗旨、礼治秩序之追求。

    对于君臣秩序的坚守，是刘向的“灾异—现实”解释系统的首要原则。刘向提出“尊君卑臣”的主张，认为必须重视强调君臣上下之别，如果放任臣子的权势任意发展，那么君权就会受到严重伤害，并进而引发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因此，他强调身为人臣应当“顺从而复命，无所敢专”（《说苑·臣术》），甚至认为君权足以遮蔽父权，追求“定于一尊”的社会格局，继承并强化了秦汉以来出现的“君为臣纲”的价值观念。

    对于夫妇纲常秩序的强调，是刘向礼学思想的又一个核心部分。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解读方向，不仅仅是“学术”的争议，更是解释者不同的价值取向的反映。刘向对于成帝建始元年灾异事件及其他若干事件的解读，屡屡指向女性对于礼制的违反，甚至在校书的过程中，“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汉书·楚元王传》），编成《列女传》一书，将女性在国家治乱兴衰中的作用进行提取、放大、夸张，试图形成“女性所为直接影响了家国的兴衰治乱”的价值观，其中对女性教化的重视、对夫妇纲常秩序的固守可见一斑。

    就具体的礼学主张而言，刘向提出“以礼正外，以乐正内”（《说苑·修文》），将“礼”定位为规整社会的、直接指导行为的强制性规范，将“乐”定位为以声感人、以情正性的柔性引导与教化，将二者的功能予以专门化，刚柔相济、交织并用，从而实现规整社会、稳定统治秩序，扶正社会风气的理想。

    刘向本人虽然是善讲灾异的名家，但由于他的博学与礼治追求，灾异思想成为他演绎儒家政治与历史理念的话语方式，而非流于巫术。换言之，刘向对待灾异说的态度，本身就含有理性的成分；其所寻找的礼治的救世之方，更是儒家再正统不过的学说。“灾异”与“礼乐”，实是刘向思想中不可分割、也不必分割的两部分，如同鸟之两翼。

    四

    尽管如此，“灾异”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于刘向思想学术价值的判定。天命缥缈难寻，阴阳五行学说也只是把握天道的一种方式，在本质上是一种归纳式的经验总结。只要符合经典规定的几类大的原则，各家的解释就可以各圆其说而得以成立。这就使阴阳五行学说的使用在后人看来表现为一种各取所需、各说各话的混乱，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灾异论的权威性。刘向礼学思想的建构与话语体系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阴阳五行学说，这就无法避免地影响了后人对其价值的评判。

    然而，对于刘向礼学思想价值的判定，又不能止步于此。礼起于实践，礼义的分离、礼学的产生，也是为了解决礼与实践脱离的现实问题。以《列女传》为代表，刘向开辟了对于礼的施化本身，以及礼学典籍的通俗化、大众化的研究领域，反映了刘向试图扩大礼的施化范围，以使礼学价值观念在民众中发挥切实影响的理论努力。这种通俗化、简约化的文本的产生，显示了儒家学者致力于将经典学术付诸现实皇权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有意识地改造，不但促进了儒学信仰化、名教化的转向，也促进了儒家学说向一整套用于指导民众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刘向对礼学的理论建构的努力，使其丝毫不逊色于同时代的思想家，而对汉代礼学的发展作出了无法取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