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我的精神家园”

    《上学记》于2006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至今已有10个年头，期间一直在加印。前不久，增订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借此再版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上学记》一书的执笔人文靖，与读者分享这本口述实录出版的始末，领略何兆武老先生的人格魅力。

    记者：为什么要进行此次增订？

    文靖：书出版以后，于我而言总有一点诚惶诚恐。虽说当年的确下了功夫，毕竟初学乍练，尚未成就一番考据的本领，加之查找资料不像今天这样方便，所以遗留了一些问题。趁此再版之机，费时半年作了修订，从头到尾梳理一遍，心怀拳拳，以期不负读者厚爱。

    记者：此次修订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文靖：此次修订，加了些注释，并且尽量保留口语。结合当初的几个稿本，尽量保留那个穿便装，而不是经一遍遍文字润色后，西服革履化的何老先生。他曾说，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扯闲话，可是他却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们的真思想，是书本里学不来的。此番修订也秉承这一原则，尽量保留真性情、真思想。另外，个别地方几乎我可以断定自己是对的，比如Stephen C.Foster的《老人河》。何老特别喜欢这首歌，一提起来便情不自禁地哼唱，但我总怀疑他搞错了，因为他唱的明明是《故乡的亲人》。每次请教，他总是摇头，很认真地想啊想，仿佛掉进记忆的口袋里，然后坚持认为就是那样。那就那样好了，无非加个注释。执着于是是非非，不如留一点尊重与温情，也是为了怀念。

    关于冯友兰的部分，此次注释较为详尽，因为曾经遭遇了驳斥，更不敢怠慢，努力做到口说有凭，查有实据。

    记者：十几年前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一场口述整理？

    文靖：2002年，我毕业了。那一年，三联书店总编董秀玉退休，我成了她最后招进去的两个编辑之一。为此，我感到无比荣幸，并油然而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使命感。2004年，我想起在清华上课时葛兆光教授那几句话，他不止一次地感慨，说应该找一批研究生给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做录音整理，至少留一份珍贵的史料。之后不久，金克木去世，大家深以为憾。后来我觉得有这样一件具体的工作值得去做，可以把自己的时间塞满，何况对别人也是有意义的。

    记者：你对何兆武最初的印象如何？

    文靖：老先生非常和善，总笑眯眯的，平日里粗茶淡饭，在屋里也总戴一顶棒球帽。这有一点点奇怪。你若问起，他便非常抱歉地摘下帽子，胡噜着头顶，说：“人跟动物一样，没毛了它不也冷？”除了傻笑，我该如何回应？他有一股神仙气，跟我周遭的一切都不一样。

    第一次走进他的房门，我就感受到一种静谧。他有他的节奏、他的快乐，貌似微不足道而又实实在在，如涓涓细流，以一种自由散漫的方式流淌。他的生活直指内心，外面的世界于他有如街景，他看他们如看鱼缸里的鱼，任其游来荡去。他安安静静不打扰任何人，也不会被任何人打扰，有滋有味的，慢慢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我很羡慕这种感觉，更是心向往之。

    何先生的知识渊博自不必说，在他面前大可不必装模作样。只要带着你的好奇来，就像小时候搬个马扎凑到邻居家的收音机前，捅一下开关，再拨拉拨拉旋钮，孙敬修爷爷开始讲故事了。何先生讲话风趣得很，当年80多岁依然像孩子一样满是奇思妙想。平平常常一件事，被他一类比果然显出滑稽，说到兴起自己先忍不住咯咯咯地笑，就算一只路过的蝴蝶也要感染上他的快乐。

    记者：当初你采访老先生的感受怎样？

    文靖：我想我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但不是一个称职的采访者，不会把握进度，不会引导思路，事先拟好的计划从来没有实现过。想来也许是受了何先生的影响，何必事事急功近利？有时不知不觉到了晌午，厨房传来炒菜声，楼上楼下四溢飘香，清华附小的学生们麻雀一样在窗根底下叽叽喳喳叫个没完，这才发现，正题尚未完成一半，又要告辞了。换个有经验的采访者，同样的话题大概只要几个月就可以完成，我却断断续续用了将近两年，而且每星期都盼着见面的日子，以为年复一年，永远不结束才好。

    每次拜访之后，我得用更多的时间做整理，一句一句重温，一字一字回味。因为太熟悉了，字里行间全是他的声音。渐渐地，我甚至可以做到用他的声音来思考。我不断尝试用他的声音来思考，从他的视角看我的世界。在他的故事里，我在寻找自己的答案，寻找我的精神家园。

    记者：你如何评价何兆武？

    文靖：在我看来，老先生相信大自然。何先生总是笑着说自己不懂自然科学，实际上，他从小就受到了非常良好的理科训练。在当时，师大附中、中央大学附中是全国最优秀的学校，陈景润的老师、数学家闵嗣鹤先生教过他那一班的数学。他的同学中，有一批后来成为各领域的专家，而他最要好的朋友、世界级华裔数理逻辑学家王浩，更是影响了他的一生。1939年，何先生以贵阳考区第二名考取西南联大，在所报考的土木系中排名第四。可以说，在上大学之前，他就培养了非常良好的逻辑思维习惯，对大自然的奥妙有着很深的认识。了解越多，越是认识到人的局限，“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他是说不出的。

    谈话中，我能明显感觉到何先生语言的特别之处。他喜欢用数学、逻辑，以及宇宙的普遍规律为参照，去和人的行为作比较。在这个大参照系下，人的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与一只井底的青蛙、好胜的公孔雀并无二致，都是些虚荣，是些小的心机，在广阔的天地间显得何其有限。

    何先生还很看重美。虽然他的专业是思想史，对历史也非常有兴趣，但在我看来，真正打动他、一辈子都令他神往不已的，是对美的追求。翻看何先生中学时的书单，可以发现，美学作品是他一贯的偏爱。比如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丰子恺的《孩子们的音乐》《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西洋建筑讲话》。这本建筑入门书让他“非常满意”“觉着挺有意思”，乃至在考大学的第一志愿上填了“土木系”。大学时候，济慈、宁尼生的诗歌让他着迷，病榻之上熟读Crossing the Bar，“觉得这才符合我的胃口”。

    “相信大自然”，使他宽容、不争；“相信美”，体现出他对精神世界的欣赏、无止境的漫游。闲谈中，我发现他（或他那一辈人）对很多词的理解和我们现在不一样。比如“混饭吃”，于我是一个非常难堪的词，很不光彩。但对他来说，“吃饭”是第一需求，所以在他的语境中，并没有赋予这个词更多的道德意味，反而多了一种轻松。同样，“追求”二字对他也是严重了，大概会让他不知所措，以为在说别人。何先生小时候喜欢朱光潜的文章，其中《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里的“慢慢走，欣赏啊！”，正符合他的人生观。生活在他好比是看风景，很美，于是情不自禁地走过去，并没有奋力地“追”或者“求”，却是自然而然就接近了。我想，这就是境界吧。

    （本报记者 刘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