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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供给侧”在经济学领域并不是一个新鲜词汇，但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中央领导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引发多方热议。迄今为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已努力进行了多年的相关研究，形成“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体系。近期出版的《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贾康、苏京春著，中信出版社）一书，从新供给的时代背景、理论建树、国情分析和政策主张三大部分展开，力求对“供给侧改革”做出深入浅出的解读，并力求立足于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理性取向下，为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现代化事业，提出以改革为核心“守正出奇”的建设性思路和意见。
本期光明书榜特邀该书作者之一、著名经济学家贾康撰文，对“供给侧改革”进行深入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的关于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效率的方针，体现我国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上的新思维。需求和供给是经济中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政府调控职能在于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动态平衡。过去，经验较丰富、较成熟的是总量型的“需求管理”，以抽紧或放松银根、对总需求刺激或抑制实施“反周期”操作。在理论和经验总结上长期忽视的，是供给管理，其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定向调控的结构性特征十分明显，难度也比需求管理大得多。
简要分析，首先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创新视角说，需求是人的原生动力，但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却是划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使人类社会从依靠分工、合作中采集、狩猎以满足生存需要的原始状态，一路走过以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为标志的文明提升过程，其中关键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创新，都发生在供给侧。在全球化时代，供给侧以美国苹果产品为代表的产出创新，可以在中国引出释放消费需求的购买热潮；出于对国内供给品鱼龙混杂、质量无法保证的预期，中国游客会到日本去大量购买使家庭卫生设施升级换代的“马桶盖”。过去需求侧总量视野内称为动力来源的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其实已衍生出“结构化”的逻辑，只有将这种结构化逻辑传导、转移到供给侧充分展开，才真正形成了对于整个经济增长动力体系的完整认知和把握——在真实世界并非以完全竞争自动解决全部结构优化问题的条件下，政府便不得不处理引导结构优化的“政策供给”和激发潜力释放的“制度供给”的复杂问题。
其次，从经济调控实践经验总结视角说，政府如何合理实施供给侧管理的问题，完全无法回避。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美国当局以区别对待把握重点的措施先后给花旗、“两房”、通用注资，成为引导复苏过程的决定性转折点；中国近年来也一再努力以“定向宽松”实行货币政策的结构化运用，财政政策方面更是为优化结构而不遗余力。
最后，从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我国的具体国情看，具有特别明显的客观需要来实施理性的供给管理，在“三农”、区域协调、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国防、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建设、补短板优结构等方面突出重点，特别是以制度供给、深化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化解矛盾累积与隐患叠加，引领新常态，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所以，中央正是在深刻总结中外经济理论与需求、供给管理实践经验得失的基础上，在中国完成经济、社会现代化转轨升级的问题导向下，形成了关于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明确要求。
供给侧改革不是贴标签式地选择新概念，而是实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转轨创新；不是否定需求侧意义、作用和简单搬用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为主”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给管理有益经验，又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不是所谓搞“新计划经济”，而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构造中国守正出奇的现代治理和实现“追赶——赶超”的超常规发展。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改革为龙头、结构优化为关键、攻坚克难解放生产力的长期行为。十八大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最终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新常态“新”已明朗，“常”未实现。面临矛盾凸显的挑战，“中等收入陷阱”前车之鉴的潜在威胁，必须打造新的动力体系。从供给侧相关因素看，主要涉及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和制度及管理这五项。各国经验都表明，这五大要素中的前三项，在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过程中，较易表现出其支撑力和对于发展的贡献，但其后却要转向衰减，中国即如此——低廉劳动力比较优势支持我们一路走来成为“世界工厂”；土地和自然资源开发中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形成物质利益驱动的生机勃勃的超常规发展；引进外资带来技术和管理经验引出本土原始积累过程，并发展到民间资本十分雄厚的今天。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这几年，新的问题却是民工荒、用工贵、招工难、征地拆迁补偿的综合成本急剧抬高且频频引发矛盾冲突，常规投资普遍出现“边际收益递减”。为引领新常态，我们必须更多地依靠后两大要素的潜力释放——以科技提供“第一生产力”和以制度改革带来“最大红利”，这也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冲下行因素、打造发展“升级版”最主要的“正能量”来源。针对突出的矛盾与问题，亟须在改革中解除供给抑制、消减供给约束，包括合理调整人口政策，优化劳动力供给及人口结构，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适应统一市场建设要求，深化金融改革，使间接、直接融资产品多样化服务实体经济升级换代，设计实施教育、科技改革破解“钱学森之问”，依科研规律释放科技创新潜力，配套改革中减轻企业综合成本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主要依靠优胜劣汰市场机制承受阵痛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改造政府行政架构实质性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机制创新，等等。
虽然新阶段供给侧发力“攻坚克难”任务艰巨，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迎难而上，敢涉险滩，啃硬骨头。处理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人不仅可以有技术层面的“后发优势”，不仅可以消解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上的某些“后发劣势”，还有望形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支持之下供给侧伟大实践的“先发优势”，争取如愿对接全面小康和“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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