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下读书记

    在我工作单位附近有一处古代遗迹——永安万寿塔，也称玲珑塔，从我工作的地方向西走，大约不到两公里，便可到达这座古塔。经常在晚饭后，我会散步至这座古塔附近。其实，每从一个名为玲珑路的小街穿过，待走到昆玉河畔，上了新建的桥头，便可以望见位于不远处的古塔了。在绿树掩映之中，此处的玲珑塔显得分外清幽与端庄。

    因为这座玲珑塔的存在，这塔附近的地域被修建成了一个不大的公园，取名玲珑公园。公园因势而修，树木成荫，花草繁盛，吸引了附近很多居民到里面散步和锻炼。到玲珑公园，最可供游览的大约是在塔身的北面一处，此地有一泓池水，十分清澈，乃是人工修建的，四四方方，也并不在水里种上花草，只有金鱼嬉闹其中。这人工水池不知何时所建，是否用来为慈寿寺的建筑防火，也不可考，但现在的美妙在于，整个玲珑古塔可以倒影其间，与古塔相映成趣，也成一景。若在此处欣赏，玲珑古塔则又倍显灵秀与清雅。我对于玲珑塔的认识仅止于此，但后来偶然读了青年学者张晖的一册文集《无声无光集》，却使我对这座古塔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情愫。张晖的这本集子仅十余万字，收录文章二十余篇，虽是戋戋小册，但其中包含温热，竟令我读后又想起了木心在《塔下读书处》中提及的一番读书心境：“看到前辈源远流长的轨迹，幸乐得仿佛真理就在屋脊上，其实那时盘旋控制的是日本轰炸机，四野炮声隆隆，俄尔火光冲天，我辈就靠读这许多夹新夹旧的书，满怀希望地度过少年时代。”

    张晖生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曾先后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和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获得博士学位，后又深造于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3年我因编选《中国随笔年选》，偶然读了青年学人维舟悼念同窗张晖的随笔《平生风义兼师友》，才知道张晖的学问人生。张晖的突然离世，在人文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波澜，一方面是为一位才华横溢且很有学术前途的青年学者的离世表示惋惜，而另一方面则很有些为从事人文学科研究工作者的寂寞清苦而惺惺相惜。编完此年的年选，我终于买到了张晖生前出版的《无声无光集》。这册著述2013年2月出版，待我2014年买到时已是第三次印刷了。读完《无声无光集》的自序，我被这位已故的青年学人又一次深深触动，因为不仅仅是他潜心治学的精神，还有他在序言中这样一段夫子之言：“在我现在的住所，也可见一座高约五十米的慈寿寺塔。此塔为万历四年（1576年）神宗生母李太后所建，因檐角挂有风铃三千多枚，俗称玲珑塔。微风拂过，清脆之声曾遍及禅院，撒落四周人家。如今慈寿寺已毁，风铃早已不存，有声的宝塔，遂成无声的沉默。”

    读毕此文，我才知道原来张晖生前就住在玲珑塔附近，但如今人琴俱亡，已无缘结识，对于我辈来说，也是极为惋惜的事情。那篇序言的最后，还有这样的一段话：“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石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本书所收录的这些文字，即为我几年来在编校古籍、撰写论文之外的部分感想，正是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这些读书随笔正如张晖所言，大都是普通读者少为关注的话题，诸如有关唐宋诗词的杂感，再诸如有关黄侃、俞平伯、龙榆生等近代学人的读书札记，还有一些关于诗词论著的书评和他对几位当代学人的访谈。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张晖就曾在老师张宏生的指导下，完成了20余万字的学年论文《龙榆生年谱》。这一最初的学术尝试，改变了张晖的学术研究轨迹。南京大学有着很好的学术承传，张晖后来的研究生导师正是他的学年论文的指导老师张宏生，而张先生的导师则是赫赫有名的程千帆教授，程先生的老师则正是著名词人龙榆生，龙榆生的老师则是近代颇富传奇色彩的学人黄侃。显然可见，张晖撰写《龙榆生年谱》，编选《忍寒庐学记——龙榆生的学术与生平》，以及后来编选《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学术和生平》，都是直接得到这一学术脉络的影响。沿着这一脉络，张晖由现代到近代，再由近代追溯到明清之际，渐达开阔和深厚。他在学生时代撰写的《龙榆生年谱》最终得以出版，且颇受好评，吴小如先生不但给予很高评价，而且还特别为他题写了书名；而《量守庐学记》则系程千帆先生所编，张晖编就的《续编》显然有着承传的意味。后来张晖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也是得到了从南大中文系毕业的蒋寅先生的热心接纳。

    这样看来，在这“无声无光”的寂寞跋涉之中，张晖有幸接触到的更多是“有声有光的人与文”。2014年我编选随笔年度选集，收录了张晖的妻子张霖女士的随笔《君子永逝，我怀如何？》一文，我很欣赏曾与张晖作为同窗的张霖的一段话：“如果说，张晖的出现是偶然的，那是因为他曾经有幸生活在一个温暖、纯正，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治学环境中。他所接触的学者老宿仍有民国遗风，他所处的东南学界，在九十年代末的‘国学热’的余温中仍然保持‘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热情，特别是南京大学九十年代仍能坚持‘以学术为本’的治校理念，张晖这样一个寒家子弟才有可能迅速崭露头角。”在这一年的年选序言中，我也曾这样感慨地写道：“在此，我不得不提及张霖的随笔《君子永逝，我怀如何？》，这位失去‘君子’张晖的青年学者，以其沉郁动情的笔触，不仅发出爱人逝去的天问，也感念了当代学人的精神坚守与温柔呵护，更叹息了当代学人在坚守中的安贫乐道，同样还嘲讽了我们这个时代对于追求真知者的盲视、腐败与僵化。我从这些微言大义的文章中，既看到了专业的厚实底蕴，也看到了一种精神的升腾气象。”

    在编完2014年的随笔年选后，我又在网上购买了一册为纪念张晖去世一周年所编选的纪念文集《末法时代的声与光：学者张晖别传》。此书前面印有照片若干，其中一张便是张晖去世后，幼小的儿子在玲珑塔前的雪地里玩耍的照片。那张照片中的玲珑塔，在雪后的世界里更显苍茫与古朴。我掩上书卷，一种悲喜交集的感触涌上心头。也是这一年的年初，我收到了网上订阅的一册文集《平生风义兼师友》，其中收录的是近年来诸多学人谈师忆友的文章，而书名恰是维舟写张晖的那篇长文，于是想想“不妨也来借机谈谈这些年自己在读书写作中受到诸位师友点化和提携的点滴感受”，遂提笔成文。在文末之处写及自己在读书写作中的一番惆怅的感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文学。我从前辈那里，得以向更纵深的领域攀爬，宛若在春风中行走；又从同辈友人那里，获得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常有豁然开朗之感。这些都是让我暗自为之兴奋的事情。想来正是一代代人对于学术精神和文学理想的真正坚守，才能让我们承传不息，有所进取。”

    （作者为青年作家，出版随笔集《书与画像》《咀华小集》等，编选2012年至今的《中国随笔年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