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好人》：朴素的舞台立体景观

    改编自现代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经典巨作《四川好人》的西安本土小剧场话剧《长安好人》，日前在陕西人艺小剧场演出。在此之前，《四川好人》还曾被改编成带有北京曲剧特色的《北京好人》和越剧《江南好人》。而从“四川”到“北京”，到“江南”再到“长安”，戏剧背景和剧场舞台设置根据城市地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动。尤其是《长安好人》，它根据故事背景“长安”而设置了一个朴素的舞台立体景观，表现了剧目改编的地域文化价值。

    布莱希特《四川好人》中的“四川”并不特指中国的“四川省”，而只是泛指一个具有现代资本主义特点的典型社会“模型”。通过这个抽象的社会城市环境，展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对人本性的压迫和扭曲：在一个恶的社会里，人只能按照恶的游戏规则行事。在一个利欲决定人与人关系的社会里，要想做好人是异常艰难的，像剧中沈黛那样乐善好施，最终必然是把自己逼进绝境。但地域特色有助于戏剧展现，于是《北京好人》便将故事背景便设在了北京，《江南好人》则是江南。而今的《长安好人》，自然是长安。长安是古都，但也有守旧、落后、腐朽的侧面。因此，《长安好人》的改编背景正源于对时代和城市环境的深度思考。

    话剧《长安好人》的舞台设置要符合古老城市的抽象性特点，整体上要有古朴单一的色调，道具也应粗粝简单——所以，舞台中间部分紧密整齐地码着许多长条形状、一米高的桌子，桌板是漆黑的木头，桌腿是漆黑的金属（铁），这些桌子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一米高的平面；在这个大平面的外围，是一圈50厘米高的长条凳子，也是黑色的木板和金属凳腿；这个大平面的后侧是一个衣架杆，上面挂着沈黛变身表哥要换的衣装；舞台上空有一个颇有造型感的干枯树杈；舞台两侧是暗格子，演员备场时就坐在暗格子中，时而配合发些和声，时而换装即时上场。整体的舞台布景都是暗黑色系的，呈现出历史陈旧感和腐朽落后的城市风貌。再加上演员们说台词的时候夹杂着西安方言，衣着也是颇具古典民族风格的盘扣短衫，更突出了这部《长安好人》的地域民族化特点。

    在揭露沈黛未婚夫杨荪的欺骗这场戏中，编剧设置了一场婚宴饮酒。场上的演员就在观众的注视下将舞台上拼接起来的大桌面加工了一下——将桌面中间的几条长桌抬起来，架在原有的一米高桌面上面，于是形成了一个更高的桌面，这样整个舞台上就出现了三层平面，演员们在这个立体空间中尽情地表现戏剧动作，随着情绪的起伏变换调整自己的位置。这种朴素的舞台立体式呈现突破了以往一般的小剧场话剧舞台设置。一般来讲，小剧场话剧舞台与池座是在同一个高度上，观众在看戏时视觉区域不会有太大的上下（高度）起伏，通常是通过纵深远近体会舞台的空间感。而这部小剧场话剧突破了以往的舞台设计理念，在舞台上呈现了一个三阶梯的立体空间，使人物能够根据剧情、人物关系、情绪变化调整所占的阶梯位置。演员通过不断跳跃带来的视觉冲击力，以及随着演员位移而产生变化的舞台灯光，给这个以黑色为主的朴素场景增添了层次感。

    戏中所有的演员都将脸庞涂满了白色粉底，形成了一张张白色的面具，与舞台上黑压压的布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白面具具有多层含义：首先，面具代表了虚伪，象征了小丑的脸庞。白面具所带来的滑稽感是从戏剧情节内核中渗透出来的。在长安城中，没人愿意给三位神仙提供栖身之所，而只有被人唾弃耻笑的妓女沈黛肯收留他们，于是乎，这个看似最不可能善良的人成了神仙眼中最善良美好的人，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除沈黛之外的那些长安市民成了带着虚伪面具的小丑。其次，白面具还暗示了掩饰和自我保护。神仙为了报答沈黛而给了她一大笔钱，沈黛开了一家粮食铺，却不料不断地被邻居和无赖敲诈刁难，所以只好借助“表哥隋大”这个虚构的身份帮助自己。隋大其实就是沈黛自我保护的面具。隋大每一次出现都是挽救沈黛于无助之中，他待人苛刻，处事精明，代表了“恶”；沈黛待人善良，心软被欺，代表了“善”，因此白面具还有离间人物双重性格的功能性作用。此外，人物脸上的白色粉底还隐喻人格的麻木，所有的人物都是一个表情，呈现在观众的眼前充满了可怖色彩，暗示了世态凉薄，人心冷漠麻木。

    舞台一隅还架着一台摄像机。在剧情推进过程中，先后几个人物（沈黛、神仙之一、杨荪的母亲等）都走到过摄像机前，将白色脸庞对准镜头，舞台后布景墙上投射出他们的特写，实现了摄像机中的人物与舞台上的人物富有距离感的实时对话，打破了唯一场景的客观局限性。

    不仅如此，在戏剧的高潮也是结尾处，隋大现出了沈黛的原形，道出了自己的苦衷，并将“世纪思索”用纸片的形式书写了出来，手持翻页并通过摄像机投射到了背景墙上，观众阅读这些文字，就仿佛在翻阅经过时光洗礼的手札日记，朴素且真实。扮演神仙之一的男演员还在舞台一侧的暗格子里将投影中纸片上的文字清唱起来，咬字音符间透着冷静，情绪与这种看似简约甚至是简陋的表现手法相得益彰。

    最后，台上演员将架在舞台角落里的摄影机放在了舞台的桌面上，布景墙上投射出观众席中的现实场面，隐喻在场的观众也是长安城里的芸芸众生，舞台上揭露的社会现实就发生在我们每一个观众身边，而且用这种方法可以启迪观众思考：当善与恶集于一人之身，该如何评判？“我”究竟是舞台上的“善”还是“恶”？而这种陌生化的间离手法运用得颇得布莱希特真谛。

    《长安好人》的改编虽然加入了黑色幽默、荒诞、方言等元素，却没有打散原著的深刻寓意。然而它也并不如导演李耀林形容的那般“癫疯”，因为这本就不是一出“痒戏”，自然，“抓痒”也就不那么痛快。

    （作者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