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幽州台

    编者按

    清理古代文学遗产有两个取向：一是回到过去，还原文学活动实际；一是指向未来，阐发文学活动意义。温故知新，弄清古代作家生平行止、文献留存情况，有利于理解作品本意，有利于准确阐发作品现代价值。本期所刊就是两篇清理名作文献问题的文章。

    彭庆生先生就陈子昂名篇《登幽州台歌》几个问题展开辨析。盛唐之音第一项内涵风骨，虽然在唐初就已提出，但直到陈子昂标举“兴寄”，才找到表现风骨的操作方法，《登幽州台歌》正是其风骨理论的生动实践，具有示范意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中抒发了诗人面对历史长河和宇宙空间所发出的感慨，感人力量喷薄而出，读之者莫不心动。但这一名篇到底是否出自陈子昂之手，艺术上有无可取之处，是否将其看作唐诗名篇，学界出现了争议。彭先生长期研究陈子昂，去年刚出版了三卷本《陈子昂集校注》，就清人唐诗选本选取该诗频率、卢藏用编辑《陈子昂集》为何未收该诗、蓟北楼现在何处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看法。彭先生赞同袁行霈先生提议：找到蓟北楼现今位置，立个诗碑，供后人凭吊。编者认为，如果有可能，应该重建蓟北楼，供人们登高遐思，使登斯楼者能像陈子昂一样发思古之幽情，置身于历史长河和广阔宇宙空间中思考自身人生价值，从而提高精神境界。

    孙明君先生《〈青青陵上柏〉中的宫阙》就《古诗十九首》之《青青陵上柏》中“宫阙”指东汉洛阳宫阙还是曹魏宫阙问题展开辨析，因为这直接关系《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古诗十九首》是诗中精品，一般认为作于东汉。但近年来有学人认为是曹植所作，孙先生继有《〈青青陵上柏〉作者与作年辨》一文之后，又从诗中所写“宫阙”入手，证明诗中所写“宫阙”是东汉洛阳宫阙，而非曹魏洛阳宫阙，从而有力证明了该诗属于东汉作品。

    信而好古是清理古代文学遗产应有立场，百家争鸣是清理古代文学遗产理想局面。真理越辩越明，相信两篇文章所论问题随着辩论展开能得出更加接近事实的结论。（吴相洲）

    陈子昂是唐诗革新的先驱者，《登幽州台歌》是陈子昂的代表作之一，这应已成为定论，不料近年却有人提出了异议。先是在王兆鹏先生所作《唐诗排行榜》中，《登幽州台歌》竟名落孙山，其原因据称是“唐、宋、明二十二种选本都没有提到它，清代只有两种选本有收”（陈尚君《唐诗凭什么排名》）。此与事实不符。明钟惺、谭元春选评的《唐诗归》就选了此诗。在清代，黄周星《唐诗快》、王夫之《唐诗评选》、沈德潜《唐诗别裁》、孙洙《唐诗三百首》等选本都选录了此诗。作排行榜，本来就费力不讨好，很难令广大读者满意，但作者用力甚勤，不失为一家之言。值得注意的是，《东方早报》2012年2月19日载陈尚君先生《唐诗凭什么排名》云：“这首诗在陈子昂友人卢藏用为他编的《陈伯玉文集》中是没有的，文本来源最早是卢藏用记述其事迹而写的《陈氏别传》。说陈进谏不被采纳，‘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云云。’陈子昂在幽州作过一组诗，题目是《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序称‘作七诗以志之，寄终南卢居士’，当时卢在终南隐居，不在陈身边，他如何知道陈流涕所歌？如果有此歌，又为何不编入文集？今人已经揭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二句，是南朝宋孝武帝读到谢庄《月赋》时感慨的原话，见孟棨《本事诗》。后两句则是屈原《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心愁凄而增悲’两句的改写，类似的感慨在《蓟丘览古》这组诗里也有表述。我比较倾向认为此诗是卢藏用根据陈寄诗的大意，根据前人的旧句所作之改写。”此说误甚。

    首先，说“这首诗在陈子昂友人卢藏用为他编的《陈伯玉文集》中是没有的”，这句话就大有语病。现存陈集最早的版本是敦煌唐写本，卷尾署《故陈子昂集拾卷》，可证卢编本原名《陈子昂集》，直至《百川书志》《铁琴铜剑楼》之著录及明弘治杨澄校刻本始改称《陈伯玉文集》。敦煌本虽已残缺，幸最后两卷还保存完整，其卷十末篇《上薛令文章启》之后，即赫然载有《陈氏别传》。后世诸本陈集皆附有《别传》。由此可见，在卢编陈集中，原本就有这首诗，只是没有收入卷二之“杂诗”而已。这是卢藏用的疏忽。也许，他以为，此歌既已载《别传》，则无须编入“杂诗”矣，如同《别传》载有子昂向武攸宜进谏之言，长达五百二十二字，实际上是一篇完整的文章，但卢氏亦未编入卷九“上书”类。

    其次，《别传》记载确凿可信。盖卢藏用与子昂素为挚友，子昂卒后，藏用为之作祭文、赋悼诗、编集、撰序、立传、抚孤，交谊之笃，可谓“四海之内，一人而已”。其所作《别传》，堪称实录。其中有关子昂从武攸宜东征之事记述尤详，占全文五分之二强。如子昂向武攸宜进谏之言，深切著明，情辞慷慨，其风格与子昂书疏完全一致，此绝非卢藏用“根据大意”所能“改写”者，适可证子昂还朝之后，归隐之前，曾与藏用晤谈，详述其在幽州之行事、言论与作品，故《别传》载之详明，确凿可信。

    林庚先生曾在《陈子昂与建安风骨》一文中指出：“如果没有真正异常深厚的思想感情，可能写得出《登幽州台歌》那么俯视千古的雄伟诗章来吗？”卢藏用有没有如此深厚的思想感情呢？没有！此公早年隐居终南山，但他走的是“终南捷径”，一门心思想当官；做官之后，则如《旧唐书》本传所言：“趑趄诡佞，专事权贵，奢靡淫纵，以此获讥于世。”至于其诗歌才能，亦平平而已。他现存诗八首，多为应制侍宴之作，了无可取，只有一首追悼陈子昂与赵贞固的《宋主簿鸣皋梦赵六予未及报而陈子云亡，今追为此诗答宋兼贻平昔游旧》，尚差强人意。如此人品如此才学，又岂能写出“俯视千古”的《登幽州台歌》？

    有人根据孟棨《本事诗》，断定《登幽州台歌》的前两句是宋孝武帝的原话，进而否定此诗是陈子昂的作品。事关重大，不可不辩。《本事诗·嘲戏》云：“宋孝武尝吟谢庄《月赋》，称叹良久，谓颜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昔陈王何足尚邪？延之对曰：诚如圣旨。然其曰‘美人迈兮音信阔，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为然。及见希逸，希逸对曰：延之诗云‘生为长相思，殁为长不归’，岂不更加于臣邪？帝拊掌竟日。”

    学界公认：孤证单行，难以确信。何况，这孤证又经不起验证呢？须知《本事诗》原非信史，而是一部笔记小说，所记多有讹误或夸饰。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中《士人代妻答诗》一首，韦縠《才调集》作葛鸦儿，二人相去不远，盖传闻异词。‘蔷薇花落’一诗，乃贾岛刺裴度作，棨所记不载缘起，疑传写脱误。其李白‘饭颗山头’一诗，论者颇以为失实。”又如所记刘禹锡“司空见惯”诗之本事亦误，岑仲勉《唐史余渖》卷三《司空见惯》条、卞孝萱《刘禹锡年谱》考辨甚详。而且，《本事诗》所记宋孝武帝赞谢庄《月赋》事，《宋书》不载，始见于《南史·谢庄传》：“孝建元年，迁左将军。庄有口辩，孝武尝问颜延之曰：谢希逸《月赋》何如？答曰：美则美矣，但庄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庄，以延之语语之，庄应声曰：延之作《秋胡诗》，始知‘生为久离别，没为长不归’。帝抚掌竟日。”知《南史》原无“希逸此作，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等语。且《本事诗》所记颜延之《秋胡诗》之“生为长相思”，《文选》卷二一、《玉台新咏》卷四、《乐府诗集》卷三六均作“存为久离别”，是与《南史》同，而与《本事诗》异；又《本事诗》引谢庄《月赋》“美人迈兮音信阔”，《文选》卷十三、《艺文类聚》卷一均作“美人迈兮音尘阙”。是皆可证《南史》可信，而《本事诗》失实。

    据《唐会要》卷六三，李延寿于显庆四年（659）撰成《南史》《北史》，唐高宗亲自作序，从此开始流传。这一年，正是陈子昂诞生之年。后来他曾在“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的秘书省任职六年，当是读过《南史》的。至于《本事诗》，据孟棨自序，作于光启二年（886）十一月，其时上距子昂之卒已一百八十六年了。我们是相信陈子昂诞生时便已流传的信史呢？还是相信子昂卒后近二百年的多有失实的笔记小说呢？这大概无须费辞了。

    《楚辞·远游》云：“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学者早已指出，《登幽州台歌》受过《远游》这几句的影响，但诸贤的论断都很严谨。如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言其“思想感情彼此相类”，袁行霈先生主编《中国文学作品选注》谓“诗用其意”，《唐诗鉴赏辞典》载王运熙先生的文章说得比较明确：“在用辞造语方面，此诗深受《楚辞》特别是其中《远游》篇的影响。《远游》有云……本篇语句即从此化出，然而意境却更苍茫遒劲。”这些论断，几乎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陈尚君先生却说：《登幽州台歌》的“后两句则是屈原《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心愁凄而增悲’两句的改写”，进而得出此诗是卢藏用“所作之改写”的结论，这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众所周知，影响并不否定创作，化用更非抄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范例，在中国文学史上屡见不鲜。比如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化用了《孟子·梁惠王上》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其另一名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则从《孟子·万章上》引伊尹语“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化出。以流水喻愁思，盖始于徐干《室思》：“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后有阴铿《晚出新亭》云：“大江一浩荡，离悲足几重！”李白《金陵酒肆留别》云：“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刘禹锡《竹枝词》云：“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直到李煜《浪淘沙》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才写得题无剩义了。这些名句，虽然都是从前人的语句化出，但谁也无法否认他们的天才和创造性的艺术成就，因而能流传千古。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将《远游》那几句与《登幽州台歌》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登幽州台歌》已化凄苦为悲愤，变哀吟为呐喊，而且，语言更加朗练，音节更加跌宕，感情更加强烈，气势更加恢宏，意境更加苍劲雄浑，诚如黄周星《唐诗快》卷二所称：“胸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此二十二字，真可以泣鬼。”

    《登幽州台歌》这个诗题，始见于明杨慎《丹铅总录》卷二一，其实并不十分确切，因为，《陈氏别传》说得很明白：“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云云。”可见，诗题原本当作《登蓟北楼歌》。但《登幽州台歌》这个诗题流传已久，早已为广大读者所熟知，而且，蓟北楼确在唐代的幽州，因此，吾从众，窃以为诗题不必再改了。

    二十多年前，袁行霈先生就已提出：“幽州台就在今天的北京附近。现在还有没有什么遗迹可以发掘呢？这有待考古学家回答。如能在那确切的地址上，立一块刻有《登幽州台歌》的碑石，供‘来者’凭吊，也许不是一件多余的事吧？”（袁行霈主编《历代名篇赏析集成》，第591页）我十分拥护这个倡议，但迄今为止，尚未见到这样的诗碑，故不揣冒昧，重申袁先生的这一倡议，敦请有关方面考虑。

    陈子昂的诗文中，多次写到蓟丘、蓟楼，如《蓟丘览古序》云：“因登蓟丘（《陈氏别传》作蓟北楼），作七诗以志之。”又《登蓟丘楼送贾兵曹入都》云：“暮登蓟楼上，永望燕山岑。”又《登蓟城西北楼送崔著作融入都序》云：“蓟丘故事，可以赠言，同赋登蓟楼送崔子云尔。”要之，蓟丘上有楼，是为蓟丘楼，简称蓟楼；蓟丘在蓟城西北，故蓟丘楼又称蓟城西北楼或蓟北楼，其名有四，其实一也。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一云：“今都城德胜门外有土城关，相传是古蓟门遗址，亦曰蓟丘。……京师八景有‘蓟门烟树’，即此。”如今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北的土丘上仍立有一块大石碑，上书“蓟门烟树”。这是由于不了解从蓟城到北京的历史变迁而致误。据《史记·周本纪》，周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奭于燕”。这是北京建城之始。燕都遗址在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今已建成“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燕国原本弱小，后来逐渐强盛，遂灭蓟而以蓟城为国都，故《韩非子·有度》云：“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据史志记载与考古发掘的实绩，学界公认：蓟城的中心位置在今北京城西南宣武区广安门附近。侯仁之先生说：“蓟城就是当时的北京城，故址在今莲花池与广安门之间。”（《北京城的生命印记》，第428页）1995年，为了纪念北京建城3040周年，宣武区人民政府在广安门立交桥东北侧的滨河公园建立了“蓟城纪念柱”。至于蓟丘，始见于乐毅《报燕王书》：“蓟丘之植，植于汶篁。”《水经注·湿水》云：“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侯仁之先生考定：“当时的莲花池，在《水经注》里叫西湖，在蓟城的西侧。蓟丘在城内的西北隅，今天来讲，应该是在白云观的西侧。”（《北京城的生命印记》，第309页）由此我们可以推定：陈子昂慷慨悲歌的蓟北楼（即幽州台）的故址，当在今北京城西南的白云观与莲花池之间。

    （彭庆生，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