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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03月24日 星期四

    又见幽州台

    作者:彭庆生 《光明日报》( 2016年03月24日 07版)

        编者按

        清理古代文学遗产有两个取向:一是回到过去,还原文学活动实际;一是指向未来,阐发文学活动意义。温故知新,弄清古代作家生平行止、文献留存情况,有利于理解作品本意,有利于准确阐发作品现代价值。本期所刊就是两篇清理名作文献问题的文章。

     

        彭庆生先生就陈子昂名篇《登幽州台歌》几个问题展开辨析。盛唐之音第一项内涵风骨,虽然在唐初就已提出,但直到陈子昂标举“兴寄”,才找到表现风骨的操作方法,《登幽州台歌》正是其风骨理论的生动实践,具有示范意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中抒发了诗人面对历史长河和宇宙空间所发出的感慨,感人力量喷薄而出,读之者莫不心动。但这一名篇到底是否出自陈子昂之手,艺术上有无可取之处,是否将其看作唐诗名篇,学界出现了争议。彭先生长期研究陈子昂,去年刚出版了三卷本《陈子昂集校注》,就清人唐诗选本选取该诗频率、卢藏用编辑《陈子昂集》为何未收该诗、蓟北楼现在何处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看法。彭先生赞同袁行霈先生提议:找到蓟北楼现今位置,立个诗碑,供后人凭吊。编者认为,如果有可能,应该重建蓟北楼,供人们登高遐思,使登斯楼者能像陈子昂一样发思古之幽情,置身于历史长河和广阔宇宙空间中思考自身人生价值,从而提高精神境界。

     

        孙明君先生《〈青青陵上柏〉中的宫阙》就《古诗十九首》之《青青陵上柏》中“宫阙”指东汉洛阳宫阙还是曹魏宫阙问题展开辨析,因为这直接关系《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古诗十九首》是诗中精品,一般认为作于东汉。但近年来有学人认为是曹植所作,孙先生继有《〈青青陵上柏〉作者与作年辨》一文之后,又从诗中所写“宫阙”入手,证明诗中所写“宫阙”是东汉洛阳宫阙,而非曹魏洛阳宫阙,从而有力证明了该诗属于东汉作品。

     

        信而好古是清理古代文学遗产应有立场,百家争鸣是清理古代文学遗产理想局面。真理越辩越明,相信两篇文章所论问题随着辩论展开能得出更加接近事实的结论。(吴相洲)

     

        陈子昂是唐诗革新的先驱者,《登幽州台歌》是陈子昂的代表作之一,这应已成为定论,不料近年却有人提出了异议。先是在王兆鹏先生所作《唐诗排行榜》中,《登幽州台歌》竟名落孙山,其原因据称是“唐、宋、明二十二种选本都没有提到它,清代只有两种选本有收”(陈尚君《唐诗凭什么排名》)。此与事实不符。明钟惺、谭元春选评的《唐诗归》就选了此诗。在清代,黄周星《唐诗快》、王夫之《唐诗评选》、沈德潜《唐诗别裁》、孙洙《唐诗三百首》等选本都选录了此诗。作排行榜,本来就费力不讨好,很难令广大读者满意,但作者用力甚勤,不失为一家之言。值得注意的是,《东方早报》2012年2月19日载陈尚君先生《唐诗凭什么排名》云:“这首诗在陈子昂友人卢藏用为他编的《陈伯玉文集》中是没有的,文本来源最早是卢藏用记述其事迹而写的《陈氏别传》。说陈进谏不被采纳,‘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云云。’陈子昂在幽州作过一组诗,题目是《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序称‘作七诗以志之,寄终南卢居士’,当时卢在终南隐居,不在陈身边,他如何知道陈流涕所歌?如果有此歌,又为何不编入文集?今人已经揭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二句,是南朝宋孝武帝读到谢庄《月赋》时感慨的原话,见孟棨《本事诗》。后两句则是屈原《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心愁凄而增悲’两句的改写,类似的感慨在《蓟丘览古》这组诗里也有表述。我比较倾向认为此诗是卢藏用根据陈寄诗的大意,根据前人的旧句所作之改写。”此说误甚。

     

        首先,说“这首诗在陈子昂友人卢藏用为他编的《陈伯玉文集》中是没有的”,这句话就大有语病。现存陈集最早的版本是敦煌唐写本,卷尾署《故陈子昂集拾卷》,可证卢编本原名《陈子昂集》,直至《百川书志》《铁琴铜剑楼》之著录及明弘治杨澄校刻本始改称《陈伯玉文集》。敦煌本虽已残缺,幸最后两卷还保存完整,其卷十末篇《上薛令文章启》之后,即赫然载有《陈氏别传》。后世诸本陈集皆附有《别传》。由此可见,在卢编陈集中,原本就有这首诗,只是没有收入卷二之“杂诗”而已。这是卢藏用的疏忽。也许,他以为,此歌既已载《别传》,则无须编入“杂诗”矣,如同《别传》载有子昂向武攸宜进谏之言,长达五百二十二字,实际上是一篇完整的文章,但卢氏亦未编入卷九“上书”类。

     

        其次,《别传》记载确凿可信。盖卢藏用与子昂素为挚友,子昂卒后,藏用为之作祭文、赋悼诗、编集、撰序、立传、抚孤,交谊之笃,可谓“四海之内,一人而已”。其所作《别传》,堪称实录。其中有关子昂从武攸宜东征之事记述尤详,占全文五分之二强。如子昂向武攸宜进谏之言,深切著明,情辞慷慨,其风格与子昂书疏完全一致,此绝非卢藏用“根据大意”所能“改写”者,适可证子昂还朝之后,归隐之前,曾与藏用晤谈,详述其在幽州之行事、言论与作品,故《别传》载之详明,确凿可信。

     

        林庚先生曾在《陈子昂与建安风骨》一文中指出:“如果没有真正异常深厚的思想感情,可能写得出《登幽州台歌》那么俯视千古的雄伟诗章来吗?”卢藏用有没有如此深厚的思想感情呢?没有!此公早年隐居终南山,但他走的是“终南捷径”,一门心思想当官;做官之后,则如《旧唐书》本传所言:“趑趄诡佞,专事权贵,奢靡淫纵,以此获讥于世。”至于其诗歌才能,亦平平而已。他现存诗八首,多为应制侍宴之作,了无可取,只有一首追悼陈子昂与赵贞固的《宋主簿鸣皋梦赵六予未及报而陈子云亡,今追为此诗答宋兼贻平昔游旧》,尚差强人意。如此人品如此才学,又岂能写出“俯视千古”的《登幽州台歌》?

     

        有人根据孟棨《本事诗》,断定《登幽州台歌》的前两句是宋孝武帝的原话,进而否定此诗是陈子昂的作品。事关重大,不可不辩。《本事诗·嘲戏》云:“宋孝武尝吟谢庄《月赋》,称叹良久,谓颜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昔陈王何足尚邪?延之对曰:诚如圣旨。然其曰‘美人迈兮音信阔,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为然。及见希逸,希逸对曰:延之诗云‘生为长相思,殁为长不归’,岂不更加于臣邪?帝拊掌竟日。”

     

        学界公认:孤证单行,难以确信。何况,这孤证又经不起验证呢?须知《本事诗》原非信史,而是一部笔记小说,所记多有讹误或夸饰。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中《士人代妻答诗》一首,韦縠《才调集》作葛鸦儿,二人相去不远,盖传闻异词。‘蔷薇花落’一诗,乃贾岛刺裴度作,棨所记不载缘起,疑传写脱误。其李白‘饭颗山头’一诗,论者颇以为失实。”又如所记刘禹锡“司空见惯”诗之本事亦误,岑仲勉《唐史余渖》卷三《司空见惯》条、卞孝萱《刘禹锡年谱》考辨甚详。而且,《本事诗》所记宋孝武帝赞谢庄《月赋》事,《宋书》不载,始见于《南史·谢庄传》:“孝建元年,迁左将军。庄有口辩,孝武尝问颜延之曰:谢希逸《月赋》何如?答曰:美则美矣,但庄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庄,以延之语语之,庄应声曰:延之作《秋胡诗》,始知‘生为久离别,没为长不归’。帝抚掌竟日。”知《南史》原无“希逸此作,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等语。且《本事诗》所记颜延之《秋胡诗》之“生为长相思”,《文选》卷二一、《玉台新咏》卷四、《乐府诗集》卷三六均作“存为久离别”,是与《南史》同,而与《本事诗》异;又《本事诗》引谢庄《月赋》“美人迈兮音信阔”,《文选》卷十三、《艺文类聚》卷一均作“美人迈兮音尘阙”。是皆可证《南史》可信,而《本事诗》失实。

     

        据《唐会要》卷六三,李延寿于显庆四年(659)撰成《南史》《北史》,唐高宗亲自作序,从此开始流传。这一年,正是陈子昂诞生之年。后来他曾在“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的秘书省任职六年,当是读过《南史》的。至于《本事诗》,据孟棨自序,作于光启二年(886)十一月,其时上距子昂之卒已一百八十六年了。我们是相信陈子昂诞生时便已流传的信史呢?还是相信子昂卒后近二百年的多有失实的笔记小说呢?这大概无须费辞了。

     

        《楚辞·远游》云:“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学者早已指出,《登幽州台歌》受过《远游》这几句的影响,但诸贤的论断都很严谨。如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言其“思想感情彼此相类”,袁行霈先生主编《中国文学作品选注》谓“诗用其意”,《唐诗鉴赏辞典》载王运熙先生的文章说得比较明确:“在用辞造语方面,此诗深受《楚辞》特别是其中《远游》篇的影响。《远游》有云……本篇语句即从此化出,然而意境却更苍茫遒劲。”这些论断,几乎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陈尚君先生却说:《登幽州台歌》的“后两句则是屈原《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心愁凄而增悲’两句的改写”,进而得出此诗是卢藏用“所作之改写”的结论,这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众所周知,影响并不否定创作,化用更非抄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范例,在中国文学史上屡见不鲜。比如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化用了《孟子·梁惠王上》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其另一名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则从《孟子·万章上》引伊尹语“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化出。以流水喻愁思,盖始于徐干《室思》:“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后有阴铿《晚出新亭》云:“大江一浩荡,离悲足几重!”李白《金陵酒肆留别》云:“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刘禹锡《竹枝词》云:“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直到李煜《浪淘沙》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才写得题无剩义了。这些名句,虽然都是从前人的语句化出,但谁也无法否认他们的天才和创造性的艺术成就,因而能流传千古。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将《远游》那几句与《登幽州台歌》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登幽州台歌》已化凄苦为悲愤,变哀吟为呐喊,而且,语言更加朗练,音节更加跌宕,感情更加强烈,气势更加恢宏,意境更加苍劲雄浑,诚如黄周星《唐诗快》卷二所称:“胸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此二十二字,真可以泣鬼。”

     

        《登幽州台歌》这个诗题,始见于明杨慎《丹铅总录》卷二一,其实并不十分确切,因为,《陈氏别传》说得很明白:“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云云。”可见,诗题原本当作《登蓟北楼歌》。但《登幽州台歌》这个诗题流传已久,早已为广大读者所熟知,而且,蓟北楼确在唐代的幽州,因此,吾从众,窃以为诗题不必再改了。

     

        二十多年前,袁行霈先生就已提出:“幽州台就在今天的北京附近。现在还有没有什么遗迹可以发掘呢?这有待考古学家回答。如能在那确切的地址上,立一块刻有《登幽州台歌》的碑石,供‘来者’凭吊,也许不是一件多余的事吧?”(袁行霈主编《历代名篇赏析集成》,第591页)我十分拥护这个倡议,但迄今为止,尚未见到这样的诗碑,故不揣冒昧,重申袁先生的这一倡议,敦请有关方面考虑。

     

        陈子昂的诗文中,多次写到蓟丘、蓟楼,如《蓟丘览古序》云:“因登蓟丘(《陈氏别传》作蓟北楼),作七诗以志之。”又《登蓟丘楼送贾兵曹入都》云:“暮登蓟楼上,永望燕山岑。”又《登蓟城西北楼送崔著作融入都序》云:“蓟丘故事,可以赠言,同赋登蓟楼送崔子云尔。”要之,蓟丘上有楼,是为蓟丘楼,简称蓟楼;蓟丘在蓟城西北,故蓟丘楼又称蓟城西北楼或蓟北楼,其名有四,其实一也。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一云:“今都城德胜门外有土城关,相传是古蓟门遗址,亦曰蓟丘。……京师八景有‘蓟门烟树’,即此。”如今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北的土丘上仍立有一块大石碑,上书“蓟门烟树”。这是由于不了解从蓟城到北京的历史变迁而致误。据《史记·周本纪》,周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奭于燕”。这是北京建城之始。燕都遗址在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今已建成“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燕国原本弱小,后来逐渐强盛,遂灭蓟而以蓟城为国都,故《韩非子·有度》云:“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据史志记载与考古发掘的实绩,学界公认:蓟城的中心位置在今北京城西南宣武区广安门附近。侯仁之先生说:“蓟城就是当时的北京城,故址在今莲花池与广安门之间。”(《北京城的生命印记》,第428页)1995年,为了纪念北京建城3040周年,宣武区人民政府在广安门立交桥东北侧的滨河公园建立了“蓟城纪念柱”。至于蓟丘,始见于乐毅《报燕王书》:“蓟丘之植,植于汶篁。”《水经注·湿水》云:“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侯仁之先生考定:“当时的莲花池,在《水经注》里叫西湖,在蓟城的西侧。蓟丘在城内的西北隅,今天来讲,应该是在白云观的西侧。”(《北京城的生命印记》,第309页)由此我们可以推定:陈子昂慷慨悲歌的蓟北楼(即幽州台)的故址,当在今北京城西南的白云观与莲花池之间。

     

        (彭庆生,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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