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的旧相机

【开栏的话】

 

    摄影人的第一台相机，往往被赋予了更多意义。也许破烂不堪、粗糙廉价，也许精美奢华、构造精妙，不管如何，它一定承载着很多故事。它可能是你的第一台胶片相机，或是处在技术变革时期的第一台数码相机，无论是在幼时、青年，还是人生历程中的各个时期，它总会给你留下来许多珍贵的回忆，记录下许多美好、悲喜、令人感怀的瞬间。

 

    本版开设“我的第一台相机”栏目，请您给我们讲述这一台相机背后的故事。

 

    1971年初，在北大荒插队两年半的我回北京探亲，父亲的照相机成了我的宠物。

 

    那是一台日本产的不知什么年代什么牌子的120相机。机身上的烤漆斑驳陆离，镜头后面的折叠皮腔磨损得都快漏光了，连皮匣盒子也断裂了几处。它的取景框打开后就像两扇小窗户，对焦的时候全凭眼力目测距离。

 

    相机虽然破旧，但用起来还行。

 

    我家里相册中那些变黄的影像，不仅有几张父亲抗战时的，还有他和他的战友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时期的照片，据说多数都是它的产物。不过，那些照片几乎都是合影、留念，尽管父亲做了多年的宣传工作，可除了几张会议资料式的以外，我从中根本无法感受他们那种“激情燃烧的岁月”的丰富印记。给我印象最深的，倒是他们当八路时穿的那身衣服，根本没有现在电影里八路军军装那么威武、整齐。相册里还包括我儿时蹒跚学步、和弟弟勾肩搭背的傻笑，以及“文革”中大串连时我和同学在韶山毛泽东的旧居前、在武汉长江大桥下的留影。前者是父亲拍的，后者是我自拍的，这些记忆不会错，因为那时我也算记事了，长大了。

 

    旧相机是抗战年代缴获的战利品，我不知道是怎么转到我家的。我只知道，原来家里有两个旧沙发，一个旧茶几，还有几件旧家具，都是公家配的，上面都贴有标签，每年父亲单位都要收取使用费。若干年后，折旧交钱就算是自己家的了。

 

    我同班同学中，没听说谁家里有照相机。所以，我时常和同学留影的这台相机，在伙伴们眼中，就是一件相当高级的奢侈品。

 

    这次回京探家完，我就把它带回了北大荒，带到了我们连队驻地——黑龙江桦川县一个叫四部落的屯子。

 

    这台照相机在兵团知青中引起新奇和骚动，谁都想摆弄摆弄它，谁都想求我为他拍照。既然是件奢侈品，又是档次最高的，我自然特别拿劲儿，不仅不让别人随便摸，还把它像宝贝一样锁进衣箱里。

 

    一个休息日，我偷偷地取出了照相机，小心避开那些奢求的目光，只约了几个最要好的朋友，还提了支苏式冲锋枪，贼似的溜到屯子外。几个人一会儿站在雪地上，一阵趴在树丛旁，摆起了大家能想得出的各种威武不屈的造型，你一张、我一张，一个个轮流对着镜头做严肃状。我是当仁不让的摄影师兼导演，十分认真地纠正着他们的姿势。实际上，当时我拥有的只是这架相机，对运用光圈速度的技术技巧根本一窍不通，不过是按按快门罢了。虽然这样，它仍是一次令人难忘的享受。

 

    倘若在北京照完相，我还能花两毛钱跑到照相馆去打两瓶显影液和定影液，回家在厕所里冲洗照片，这都是父亲教我的。可在北大荒，连起码的冲洗条件都不具备，只好托人把胶卷送到几十公里外的佳木斯去处理。

 

    过了些日子，照片取回来了，虽然曝光不准，也有的模糊不清，但大家如获至宝，争着抢着笑着闹着，还有人忙不迭地把它寄回家。

 

    我算是出了名。有几位缠着我央求：“嘿，给咱也照一张！”我说：“没胶卷了。”大家很无奈，那时谁又能多买几个胶卷呢。

 

    这时，房东老太太凑过来了，她把我拉到一边悄声问：“他大哥，给我孙子孙女照张相，行不？”

 

    我犹豫了一下，住在人家里几个月了，添了多少麻烦，能说没胶卷了吗，可现在真的没胶卷了！

 

    “行。”我点了点头，不知怎么就答应了。

 

    老太太大喜。她一下蹿上炕，跪在墙角打开木箱，三下两下从箱底翻出了几件小孩的干净衣服。抹完了脸，梳完了小辫儿，两个三五岁的男孩女孩哆里哆嗦站在了门外一尺多深的雪地里。

 

    我打开相机，弯着腰，装模作样地让两个孩子冲着我笑。我按动着没装胶卷的相机快门，“照”了一张，又“照”了一张。

 

    我不清楚周围看热闹的人心里是如何看我的，我只记得旁边的老太太挺高兴。

 

    以后，我极力想回避这件事，但老太太没忘。过了许久了，老人还是隔三岔五地催要照片。再以后，我只好说谎，说胶卷让佳木斯照相馆给冲坏了。

 

    后来，我返城回到了北京。

 

    有一天，我出去照相玩完了回家正收拾相机，父亲在一旁看着，忽然叹了一口气：“你还记得那个何飞叔叔吗？”

 

    “当然记得！”我说。父亲在部队时何飞叔叔曾当过他的通讯员，我小时候，他经常抱着我玩，但1964年我们家从内蒙古搬到北京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死了，他死啦！”

 

    “啊？他死啦？！”我突然一惊，他也就比我大十多岁，怎么可能死了？

 

    我慌乱地望着父亲。

 

    父亲脸色阴沉：“这台照相机就是何飞留下的。”

 

    1953年，我们部队从朝鲜回国。行军途中，何飞告我，说他要解手，可过了好半天，左右不见他的影子。我急了，打发人回去找。那人回来说，没见到人，在墙头上捡了一台照相机。

 

    我一看，这不就是我用的那个吗，平时是让何飞带着的。

 

    接过相机，我打开皮匣盒子，见里头夹了张纸条，上面写着：首长，对不起！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我没立功，没脸回去见祖国人民。我要留下来，立了功就回国。

 

    不几天，何飞还是被别的部队送回来了。

 

    原来，后面的部队盘问他，你是哪个单位的？是哪一级干部？

 

    何飞告诉人家，我是什么部队的，是排级干部。

 

    人家不信。你一个排级干部，怎么会穿马靴？对不上，把他当特务了！

 

    实际上，我调来的这个部队，是改编的傅作义的起义部队，按政策优待，排级干部就发马靴，老部队营级干部才有靴子呢，当然对不上。

 

    何飞被送回来，也没受什么处分，就这么点事嘛，那时候年轻人谁不想立功？

 

    哪想到我们转业都十多年了，运动一来，人家又翻旧账，说他是逃兵、是特务，把他一次次打得皮开肉绽。

 

    几年前，内蒙古曾来人找过我调查何飞当逃兵的事，我如实告诉人家，他不是逃兵，不是特务，是想立功，老同志、老领导都清楚这件事。

 

    可人家根本就不想听你的。再说这么多年老人们都调散了，什么老同志、老领导，都是老走资派！

 

    调查完了，人家回去照样把他当特务斗。何飞被打得实在熬不住了，自杀了几次都没死成。有一年，他爱人送他到北京治病，我到同仁医院病房去看他，开导他，安慰他。他握着我的手，哭个不停。

 

    没想到，何飞回包头后，还是被打得受不了了，最后还是跳楼了……

 

    父亲说一会，停一会，断断续续。

 

    何飞叔叔，立功，逃兵，运动，自杀——我还以为，照相机只能给人们带来欢欣和快乐，不曾想，这台相机后面，竟牵系了一个如此悲情的故事！

 

    我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文革”结束四年后，那台旧相机塞进柜子里再也没有用过。我当了新闻媒体的一名摄影记者，从此，照相机在我手里不再是个玩具，它逐步成为锻炼我认知生活、表达情感的另一只眼睛。

 

    三十多年来，我拍摄了数不清的照片，尽管都出自现代的照相器材，但无论如何，我却永远忘不了我家的那台旧相机——

 

    它让我，一记起北大荒雪地里两个男孩女孩被冻得通红的小脸，就无地自容。

 

    它让我，一想起内蒙古梦境中儿时的我和何飞叔叔嬉闹的场景，就感慨万千。

 

    （作者系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