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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范围看，大的文化类型都有文化经典。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以四书五经为代表，也包括《老子》《庄子》《墨子》以及佛教典籍等。《五经》是儒学重要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初始原典。孔子总结夏、商、周以来的历史，并收集有文字以来的各类典籍，增删《诗》《书》《礼》《周易》《春秋》《乐》，形成儒学经典文本。到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五经》地位树立起来。由此一直延续到隋唐，成为中国文化的“五经时期”。
东汉时期，思想文化界发生了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一是外来的佛学传入，二是本土的道教产生。这两件大事说明，当时的思想理论发展滞后，满足不了时代的需要。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是中外思想交融的重要时期。原始儒学没有得到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回应不了社会思想需求和佛学的挑战，思想文化领域道学、佛学盛行。
《四书集注》是朱子确立的。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他一生71岁，有66年在福建度过，主要生活在尤溪、建州、建阳、崇安（今武夷山市）一带。朱子之前，《周易》《礼记》《诗经》《尚书》《春秋》被称为《五经》，《五经》不包括《论语》和《孟子》。《论语》在汉代不受重视，只是小学的教材。而《孟子》在北宋之前也不受重视，甚至连经书都不算。《五经》与佛教经典相比，理论的系统性、彻底性、深刻性都有差距。朱子全面研究《五经》，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同时也认真研究佛经和道家思想。他还将《论语》《孟子》提升到“经”的地位，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两篇，合并为《四书》。
《四书集注》是在福建完成的。由于中原战乱和生态环境的改变，唐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逐步向南方转移。特别是几次移民潮，大大加快了南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到宋代，福建浙江一带，经济文化已跃居全国前列。朱子曾感叹，“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下中”。朱子从33岁到71岁，用了将近40年的时候，来撰写修订《四书集注》。他重新选定经典文本，坚持以孔子思想为主导，回应时代的要求，同时也融合融会佛教道教思想。他将印度佛学中的一些思维方式、思维的方法和儒家经典结合起来，丰富并提升了儒学。通过注释、阐发义理等理论改造，形成一个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四书集注》视野开阔，理论深邃，从而使中华文化有了主题鲜明、意义明确的新经典，开创了“四书时代”。
《四书》成为公认的中华文化的核心经典，是由《四书》文本的经典性、权威性，理论的创新性、深刻性，体系的完整性、贯通性，内容的丰富性、包容性，传播的广泛性、普及性决定的。
《大学》为孔子弟子曾参所作。这篇短文是戴圣等人编辑的《礼记》中的一篇。这篇文章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北宋程颢、程颐评价《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真正认识这篇文章价值的是朱子。朱子对这篇文章倾注了最多精力。他少年时从父学习《大学》，临终前仍在修改《大学章句》。他将《大学》区分为经和传，在注释时广泛吸收了汉唐和当时学者的研究成果。他在研究文本时发现《大学》仅有“格物致知”之语，但没有加以解释。他认为流传原本丢了“释格物致知义”，并补进“即物穷理”等134字，使《大学》逻辑通顺，文气贯通，意义更加完整。同时通过补进“即物穷理”等134字，深刻阐释了儒学认识论，使“格物致知”成为新儒学重要的思想和实践指南。他还明确把《大学》作为《四书》首篇。他认为《大学》确定的“三纲领、八条目”，明确提出了儒学的宗旨和纲领。“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明德”是要通过修身使人的善良本性恢复起来；“亲民”即新民，也就是通过道德教化成为新民；“止于至善”是要不断努力、与时俱进，力求达到最好的境界。这是求学的目的，也是治国纲领。“八条目”是指修身与学习的过程，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即认识事物；“诚意、正心”是格物致知的目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指修己齐家，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实现天下太平的人生最高价值和理想。
《论语》是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汇集。《论语》平易亲切，深入浅出，寓意深刻。《论语》到东汉时才被列入经部，虽然也算受到了重视，但仍仅被视为启蒙读本。《论语》倡导“仁者爱人”。社会是人构成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仁者爱人”，要尊重人，其次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次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知礼，无以立”。他认为礼的含义是重视社会秩序，重视人们交往的礼仪、礼貌和礼节，倡导人们之间相互尊重，倡导礼节。“义”就是要求人们的行为要合乎规则，并保卫和捍卫规则；“智”即知识。“仁、义、礼、智”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并内化为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
《孟子》主要贡献体现在性善、养气、义利观和民本思想。在宋代以前，《孟子》同样不被重视。直到宋代，《孟子》的地位才提高。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发挥了性善、民本、尽心、知性、知天、浩然之气、天道、人道、诚等性善天道思想。朱熹对它很是重视，他说，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
《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中庸》3545字。全篇以“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和自然法则。“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一开篇就提出哲学命题：“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之谓性”是指天命也属于人性，性即理，把天和人，天道与人道联系起来；“率性之谓道”是说要自我管理而不可放纵本性，人性要受到道的制约和引领；“修道之谓教”是说改善自我要通过教育，这个“教”不仅指教育教化，还包含礼、乐、刑、政等社会治理方法。在这里，朱子通过对《中庸》的注释，论述了天命、性、道、教等重要概念，并使之升华到“人之所以为人”，“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这样的哲学高度。
《四书集注》倾注了朱熹一生的心血。他以做“圣人”为志向，攻读“圣贤之学”，慨然发奋，日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无间断。他致力于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历经四十多年的研究，最终形成《四书集注》。他说“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确实，四书是教做人的道理，读四书能悟出做人的道理。它从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做人如何有尊严，如何保持人格力量，并实现人生价值与意义。朱子还致力于理论的大众化普及化，注重教育，注重普及化读本的编写，注重民俗的改造。从而使四书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追求，成为中国人潜在的文化习惯与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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