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判民国学术的维度与态度

    如何评判民国学术，已成为近期思想文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与之对应的是，一些论著、通俗读物、影视作品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民国的学人与学术，“民国热”从学术圈走向社会大众。熟悉现当代中国学术史的人都知道，这其实是一个老话题，如何评判民国、民国学术有过不少争论，却鲜有理性的剖析与总结。笔者以为，思想文化界只有清楚了解有关民国学术评判争论的来龙去脉，并能理性地构建衡估民国学术的维度与态度，才能对此有正确认知。

    针对“民国热”的持续走强，学者葛剑雄最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民国学术”被有意识地高估了，是“媒体、网络、公众，或者是非本专业的学者”的“人云亦云”，关注的并非民国学人的学术成就，“而是他们的价值观念、政治立场、社会影响，甚至风流韵事”（葛剑雄：《被高估的民国学术》，《文汇报》2014年10月17日）。“除了个别杰出人物外，民国学术总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此文一经刊布，立即引起学术思想界和媒体的关注，赞成拥护者有之，辩驳批判者有之。

    笔者认为，对此话题基于感性的感觉式判断占据多数，基于事实的严谨研究与理性分析一直是少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绝大多数评判者并没有遵循学术史研究的基本规范。简而言之，学术评判不能是含混轻率的类比，而应该是从具有可比性维度出发的对比。判断一个时期的学术是否有所发展，至少要从五个维度予以考量：学术认识论有没有重大突破？学术方法论有没有超越性发展？学术研究领域有没有大规模开拓？学术成果是否有流传后世的价值？有没有孕育穿越时空的学术精神？在笔者看来，这五个维度也是理性评判民国学术的基本维度。

    学术认识论与世界观、价值观与知识观紧密相连，体现了学术认知水平的高度，是评判一时代学术发展水平最重要的维度。在学术认识论方面，民国与清代有着本质差异。清代学术还属于传统学术形态，囿于种种束缚。比较突出的有两点，一是经学笼罩一切，儒家经典只能笺注不能质疑，“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一度占据主流；二是学术完全附属于政治，为政治压抑又为政治服务。而民国学术已从传统走向现代，以人的解放为背景，又以促进人的解放为目的。一方面，“学问是平等的”“重估一切价值”“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等观点无情地打破了经学的独尊地位，摧毁了桎梏学术发展的教条；另一方面，学术不分中西新旧、“只问真不真，不问用不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等理念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识，至今还是学术研究不能抛弃的基础理念。

    作为学术研究操作经验的升华，学术方法论是学术研究实现精密与广度能力的展现，是衡量一时代学术是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维度。乾嘉汉学是中国传统文史研究的高峰，在方法论层面的突出特点是崇尚证据，善于归纳，但是毕竟缺少现代科学主义的洗礼和现代技术手段的支持，既在诸多领域还难说精细，也在开拓认知视野上存在困难。民国文史研究在继承清代学术方法论的基础上，一方面吸纳西方现代汉学的优点，将文史研究与现代考古学、语言学有机结合，创造出更精密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引入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观念、理论与方法，使国人认知世界的视野与水平大幅提升。“二重证据法”“不立一真，惟穷流变”、诗史互证、辩证法、社会学理论等在民国时期的出现与实践，使中国学术方法论获得了超越性发展，其中不少至今还是文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学术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是考察一时代学术是否发展最直观的维度。中国学术研究领域突破常规的开拓，始于清末梁启超等人的提倡，显见于民国初年王国维在上古史领域、陈垣在宗教史领域的突破性研究，发展于20世纪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和社会史论战。至抗战爆发前，不仅文史哲学科的研究视野大大拓展，就是中国向来没有的考古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远超清代音韵训诂、校勘考据、天文历算、西北史地等学术范围。

    学术成果是学术认识论、方法论的载体，是学术研究领域拓展的表现，是判断一时代学术是否发展的另一直观维度。衡估学术成果是否有价值，视角很多，但最为关键的是看其是否开创了新的学术典范。清代的学术成果当然称得上硕果累累，但是能称得上创造典范之作的并不多。而民国学人在新学术认识论的导引下，在新治学方法的帮助下，以新观念收集、审视新旧材料，以新方法整理、解读新旧材料，在众多新领域里，产生了不少为世人叹服，为后人接受的典范之作，至今嘉惠学林。

    如果说学术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典范之作的创造是可量化的因素的话，那么学术精神之凝聚则是较难把握的主观因素。以笔者之见，衡量一时代学术精神是否能穿越时空，不仅要站在后人的视角检讨其是否为后人接受，亦要回到历史场景之中看其是否为时人认可。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这种生命不息探索不止的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种为真理而真理的态度，“对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这种理性的取向，“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种勇敢的担当，的的确确是可以穿越时空的。

    从以上五个维度的对比分析可知，民国学术在学术史上的确应有很高的定位：对清代学术而言，可谓全面超越，对当代学术而言，可谓筚路蓝缕，对中国学术而言，可谓承前启后。但是，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肯定一个时代并非为否定另一个时代。一时代有一时代之世道人心，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化学术。世道人心不同，文化学术必然不同。不同时代的文化学术，各有优长，各有问题。因此，理性的评判者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对不同时代的学术在具有可比性维度上进行评判的目的，主要在于继承前人遗产，促进当前学术更健康发展。否则就很容易滑入意气之争，而非学术评判。而要这种理性的认知成为学界共识，还需要构建和弘扬评判学术应有之正确态度。

    数十年来，对民国学术的评判出入之大，简直让人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叹。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除了评判缺少合理的可比性维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很多评判者未有一种评判学术的正确态度。学术评判与其他价值评判有相同之处，也有自己的独特性。笔者以为，一个较为正确的学术评判态度，至少要有三个方面。

    坚持就学术论学术是学术评判正确态度的第一要义。改革开放以前的民国学术判断之所以出现较大偏差，根本原因就是以政治论学术而不是就学术论学术。检视彼时的相关论著，学术评判者往往是从政治的进步/反动出发，而不是基于学术水平的高低来评判民国学人与学术。近年来“凡民国皆好”的“民国热”，其实也未走出以非学术因素论学术的窠臼。只有坚持在可比性维度上对不同时代的学术进行理性的参校异同，才能真正发现不同时代学术的优长与问题，才能推动学术不断健康前行。

    保持足够的反省与警惕是学术评判正确态度的第二个面向。翦伯赞曾说，“一切历史家描写及批判过去的历史，都是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把历史作现实的政治斗争的工具”（翦伯赞：《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兼答吴兰先生》，香港《文汇报》1948年10月29日）。这一论断虽有绝对化之嫌，但也揭示了一个学术真相：任何学术论断与书写都会受到评判与书写主体自身观念意识的影响。学术评判者要想更理性公允地评判一个时代的学术，就必须对自我的观念意识有足够的反省，对那些可能影响自己判断的门户之见等有足够的警惕。检讨数十年来有关民国学术的言论，会发现不少评判者缺少对自身观念的反省与警惕。这是造成对民国学术评判弥漫着武断与偏见的感觉式判断的根本原因之一。

    造成对民国学术评判弥漫着武断与偏见的感觉式判断的另一原因是众多评判者丢失了“用事实说话”的基本原则。用事实说话，让事实说话，是学术评判正确态度的第三个面向。学术评判的基础是扎实的学术史研究。学术史实梳理了解越多，做出偏见判断的武断之举就会越少，能够提醒自己要对自己的观念意识保持反省与警惕的机会也就越多，就越能认识到不同时代、条件下的学术，必然具有不同的内容与特点，不能轻率地含混而论。就民国学术而言，虽然近十几年来相关研究比较活跃，但基础性的整理与研究还比较薄弱，不少影响评判的实证研究还未充分展开。这就要求评判者除了尽可能地吸收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外，自己也要有所研究，在掌握尽可能多的史实基础上，谨慎地作出判断。

    或许是人性使然，世俗大众喜用八卦绯闻代替学术成果来了解学术文化名人，是一个古今中外的普遍现象。从这个角度看，名人甚多、名人典故八卦甚多的民国为人热捧，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在“人人都是历史学家”的自媒体时代，我们亦不能生硬地认为没有接受过历史学训练的人不能解读历史。但是学术思想界不能随波逐流，甚至投机迎合，而要认识到自己的职责是：以扎扎实实的研究为基础，为学界、社会提供正确的引导、基准与依据，并不断反省、纠正自身与大众的尺度偏差，最终使我们的认识越来越理性、越来越与事实相符，从而促进当下的学术更好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