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习近平总书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系列讲话中多次引用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格言，充分表达了习近平总书记一贯坚持的“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治国理念。例如，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就把“民惟邦本”列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第一条。2015年10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指出，“在中国，民本和法制思想自古有之，几千年前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一语，出自《尚书·五子之歌》。这篇歌词是大禹的五位孙子在被放逐途中回忆皇祖训诫、抒发怨愤之情的文章，文章首句就说：“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祖父（大禹）曾经训示我们说：人民可以亲近，不可以轻贱失礼。人民是国家的根基，人民安定了，君位就稳固了，天下也就太平了。虽说此训不一定都是夏禹原话，但这的确反映了中国最早的民本思想。

    中国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其性质有所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基本上是“天命”论笼罩下的民本思想，属于“天命顺民命”的类型。夏商周的统治者认为，君权是天命赋予的，但天命是顺从民意的，如果统治者不体恤民力，不修德政，天命就会根据民心所向转移到新君那里。如《尚书》之《五子之歌》《汤誓》《泰誓》三篇文章，就代表了夏禹、商汤、周武三王的民本思想。商汤在讨伐夏桀之罪的《汤誓》中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周武王在讨伐商纣王的《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正因为统治者明白天命顺民命的道理，所以统治者产生了以德配天的思想。尤其是“小国周”统治者从“大国商”的灭亡中总结了历史教训，进一步发展了夏商时期的民本思想。如《尚书·周书·蔡仲之命》就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天命是不分亲疏的，他只辅佑有德之君。民心也无常主，他只归附于爱己之君。这也成为后世儒家的“民本”思想来源。

    第二类，是“君以民为本”和“国以民为本”的思想。这始于孔孟而终于清末。在孔子、孟子时代及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时代，虽然仍有“君权天授”的“天命”论影响，但在君民关系、国民关系上，明确地强调了人民力量的重要作用。孔子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为政在人”“为政以德”“民无信不立”“修己以爱百姓”等思想命题，奠定了儒家的民本思想传统。孟子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命题，形成了后世“民贵君轻”的仁政思想传统。孟子赞赏汤武革命，称汤武诛杀桀纣是“诛一夫”，董仲舒提出“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的命题，唐初魏征所谓“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的警告，都说明儒家民本思想传统的革命性，即失德者被人民推翻以致改朝换代的合理性。然而，在君主制社会里，儒家的民本思想始终是站在巩固君权的立场上，所以在本质上是“君以民为本”的“民本”论。所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玉杯篇》强调：“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这是君主专制社会中儒家民本思想的局限性。

    第三类，“民主君客”范式的新民本论。中国儒家的民本思想，到明清之际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了具有民主启蒙性质的新民本论。其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是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他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和“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政治思想命题，树立了“以天下万民为事”的治乱标准，从而形成了“民主君客”的新民本思想范式。与黄宗羲同时代的文学家张岱也在《四书遇》中明确提出了“予夺之权，自民主之”的思想主张，可见当时的新民本思潮并非偶然。

    这股新民本思潮虽然一度受到清朝政府的压制，但它对清末、民国乃至现代民主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对当代中国思想家、政治家也有诸多影响。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黄）梨洲有一部怪书，名曰《明夷待访录》……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又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明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总结回顾中国民本思想发展史，我们从中得到的主要启示是：第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警示统治者要重视人民的力量，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是指人民既有力量拥护当政，也有力量否决统治权；第二，传统民本思想的关键在于实行仁政德治，以民生优先。其中包括敬民、爱民、忧民、恤民、富民、乐民的政策举措；第三，国家的主权在人民。因此执政者必须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权力的源泉”，真正了解民意所在，“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真正做到“心系民之忧”“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倘能如此，则本固邦宁，指日可待。

    （本文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