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我们的语文课程形态

    几十年来，我国语文教育界过多聚焦于语文教学的实践范畴，认为教师精心备课，提高课堂教学艺术水平，学生的语文就自然能学好。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教坛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六七年，几十年来，众多的语文名师的教法经验并未能帮助全国普通一线语文教师把课堂很好地“立”起来。究其因，我国语文科课程建设层面尚存在缺陷，一般教师通过长期艰苦的教学努力只能部分地弥补这些课程顶层设计上的缺陷。

    欲知大道，必先明史。学界一般认为我国语文独立设科的时间是1904年，彼时的语文课程是个课程组合，呈现为一种群名分课的课程形态，既含“使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的中国文字课、“解四民常用之词句，以备应世达意之用”的“中国文学”（相当于文章课）课，也有意在“浸灌人心”的“读经讲经”课（相当于文化经典论著选读课）以及旨在“养其性情，舒其肺气”的“中小学堂读古诗歌法”（当时还没有成为科目，属于文学课的雏形）。1912年，读经讲经科被废，致使语文教育在一定意义上重回混沌——中学语文教育的语用训练、诗意启蒙和经典教化三大任务叠加在了国文一课之上，于是一般的国文教师在具体教学上就只能各以意为之。虽然民国时期吕思勉、周铭三、胡怀琛和沈百英等学者也曾提出过语文教育内部分课教学的思想，但并未影响到当时课程顶层设计层面。

    语文分课课程形态变为现实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汉语和文学分科教学改革中。那次改革的实施虽然不足两年，但对于当时及后来的一些学习者的影响是深远的，莫言先生就曾满怀深情地讲：“我最初的文学兴趣和文学素养，就是那几本《文学》课本培养起来的。”近三十年来，语文教育界虽然有张志公、王尚文和蔡可等先生呼吁过语文教育分课教学改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地区还试用过多套语文分编型教材，但语文教育内部分课教学及语文分编型教材始终未能推广开来。

    本世纪初的语文新课改的成绩是显著的，语文教育中的文学教育受到高度重视：一是文学作品在教材课文中所占比例大为提高，增加了语文教育的人文内涵；二是语文课堂获得了空前的思想大解放，但本次改革并没有形成合理的语文课程形态，不仅文学未能独立设课，文化经典论著选读的教学也被忽视，而且语言文字运用训练这个语文教育的重中之重也未凸显出来，因此受到许多人的诟病。而在混沌的语文课程观指导下，不仅教材编辑因编制头绪越来越繁而苦不堪言，作为教材使用者的一般语文教师在教学中也往往顾此失彼。

    深化我国语文教育改革，改变目前的语文课程形态或是语文教育改革的破局之举。当前，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中学语文内部合理的分课教学。例如：可以在语文科目中分出侧重于语用训练的阅读课、写作课、口语课和古文课，侧重于诗意启蒙的文学课，以及侧重于通过文化经典帮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的文化经典论著选读课等。分课的目的在于明确各自的课程目标，让每门课程具有确定的内容，构建起明确严谨的学科知识体系，同时也能让教材编写更有序列性，也有助于语文教育走出纠缠不清的性质之争的泥淖。当然，几门细分课程虽各有侧重，但又高度统一在“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这个语文课改的最高理念之下，共同为提升学生的“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这些核心素养而努力。

    当然，语文分课教学会受到许多人的质疑。例如：有人担心语文分课教学会增加师生负担，不过，如果我们从改变教法着眼，这种担忧就完全没有必要。例如：文学课的教学应以教师指导学生自己获得阅读感悟为主，教师不应做过多的讲解，否则，反而会扼杀学生文学阅读的兴趣。

    另外，有人还会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为论据质疑：都是学语言，把文学独立出去有什么用？须知：培养学生能够鉴赏文学语言的素质虽然也是文学课的目的之一，但文学教育自有其更为重要的目的。文学课作为美育的重要部分，其首要目的是通过诗意启蒙拓展学生的精神世界，让学生避免“单向度”的取向，帮助他们超越世俗化的现实世界，获得精神情感的自由，这就是文学教育无用之用的大用。即使从培养合格的文学读者（文化消费的角度）来说，文学课也应该有自己的名分。

    还有人会以基本语用训练会受到影响为由反对分课教学，但实际上文学课和文化经典论著选读课的设课并不会削弱语用训练的落实。例如：学生上文学课，在获得文学熏陶的同时也真正提高了语言运用的品质，就如同猴子摘桃，吃到甜美的桃子是目标，但在摘桃过程中无疑也锻炼了爬树的真本领，此可谓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何乐而不为呢？

    （张毅，作者单位：山西大同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