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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世纪后期至前2世纪中叶，罗马与迦太基、马其顿和塞琉古王朝等进行了一系列争霸战争，陆续打败了所有竞争对手。在此过程中，罗马由一个蕞尔小邦崛起成为地中海世界空前绝后的大帝国。在此期间及之后，大量金钱和战利品被掠夺到意大利，罗马人开始沉溺在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之中，贪婪腐败、奢靡享乐之风迅速蔓延。
仅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后，流入罗马的黄金和白银便达3200塔连特，约合1920万德拉马克或7680万塞斯特斯。之后从公元前201年至前151年，当迦太基人、马其顿腓力国王和塞琉古王朝安条克国王的赔款到期时，罗马所获战争赔款竟高达到2.7万塔连特，或6.48亿塞斯特斯。借战争赔款和其他不义之财，罗马人在罗马城和意大利大兴土木，扩建道路系统。公元前184年，时任监察官马库斯·加图及其贵族保护人卢休斯·弗拉库斯花费2500万塞斯特斯用以扩建罗马城下水道系统。公元前144年至前140年，罗马政府更斥1.8亿塞斯特斯巨资修建马西亚引水渠这一长途引水工程。在战争中暴富的将军也出资支持营建，罗马战神广场第一座全大理石朱庇特神殿，便由土豪将军资助。奢靡之风一旦兴起便很难打住，一直持续到了帝制时代。奥古斯都便夸耀说，他抵达首都时看到的是一座砖城，等他离开时全变成了大理石。韦帕芗皇帝在罗马城修建了诸多富丽堂皇的剧场和庙宇；图拉真皇帝兴建庞大的纪念性工程，其中包括著名的图拉真纪功柱，以表彰自己的伟大功勋；哈德良皇帝同样用公共纪念物来装饰帝国的每个行省。
如果说扩建道路、兴修引水渠或诸如此类的公共工程，普通民众还能从中受益，那么在其他方面，如穿着、饮食、住所和摆设等，却只有少数追求精美舒适、富丽堂皇的权贵和土豪才能穷奢极欲，极尽享乐之能事。为了满足罗马少数土豪的需要，古代世界最遥远的国度也被洗劫一空。罗马统治者清楚地知道，西徐亚的森林出产价值不菲的皮毛；琥珀可以从波罗的海沿岸经陆地运到多瑙河地区，再转运至罗马；巴比伦地毯和其他东方货物可经由罗马大道输送到帝国都城和其他城市。甚至每年夏至前后，都有一支120艘商船的舰队，借季风助力在四十天内横渡大洋，行驶到印度南部和锡兰岛。从东方输入的商品不仅精致，而且轻盈，一磅丝织品价值不低于一磅黄金，而种种宝石、珍珠价值仅次于钻石。
不仅在共和制时代，在帝制时代，钱财、战利品、奢侈品也不断从叙利亚、埃及甚至印度、波罗的海地区涌入罗马社会，要想刹住贪污腐败之风，是不可能的；要想让奢靡之风不侵蚀罗马社会，同样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腐化堕落的社会氛围中，罗马人精神普遍受到毒害，心智水平普遍下降，曾给帝国带来无上荣耀的尚武精神也消失殆尽。先前英勇善战的罗马军人，其子孙现在汲汲于地位和名利，把进取精神全都耗费在宫廷斗争和皇帝废立上。如此这般，罗马怎么能不丧失其原有的活力？此时罗马军人的斗志、爱国心和荣誉感已丧失殆尽，战斗力急剧下降。恰成对照的是，欧洲内陆各地土著生性勇武，体格强壮，仍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传统精神。那些因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也因彼此之间不能有效合作而被疏离的行省，也不知不觉沉沦在冷漠自私的气氛中。既然先前勇猛善战的军队现在已不能打仗，既然军人对国家不再有强烈的认同感，帝国的防卫现在便不得不依靠雇佣兵，便不得不使用西班牙、高卢、不列颠等地的土著兵源。
奢靡之风不可能不对罗马政治产生深远影响。在共和国前期，民风淳朴正直，国家设有监察官，对官吏进行监督制约，严防贪污腐化。尽管存在一定的贫富差距，但公职人员大体上能做到清正廉洁。按习惯法，最高权力机关元老院的元老不得从事商业活动，但随着接二连三的军事胜利，原有的规定变成一纸空文，元老们和政府官员齐刷刷变为“官倒”，官商一体，难分你我。军事将领和行省总督也用自己的方式，从战争中或在统治罗马属地的过程中大获其利。尽管从理论上讲，金钱、贵重金属、奢侈品和奴隶等战利品属于国家，实际情况却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将军们在分配战利品上拥有极大的自由处置权。
损公肥私之风如此盛行，以至老伽图对从西班牙战争中大肆攫取战利品的将军（如西庇阿兄弟）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而对自己的两袖清风则作了毫不谦虚的表彰：“我并非要对那些试图以权谋私的人说长道短，但我本人喜欢与最勇敢的人较量胆识，而不是与最富有的人攀比财富。”
财富既已集中到少数土豪手中，他们如何使用财富呢？一种常见的情形是，经商致富者用钱财换取政治影响力，以跻身元老院，甚至竞选执政官。亦官亦商、钱权互兑之风成为罗马社会的常态。如此这般，法制怎么可能不遭到破坏？事实上，官员们想方设法地敛财意味着，罗马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分配政治资源，贵族内部的相对平等将被破坏，统治阶级中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是因为倚仗钱财，富人可以豢养大量扈从，借此在选举中获得优势，战胜对手。从前共同体所看重的，是个人为国效力的美德，但如果借非法敛得的钱财就能呼风唤雨，操控选举，还有何公平、公正可言？于是，国家不得不出台针对官员经商敛财的法律，以解决商业活动中的贪腐问题。这又谈何容易。
奢靡之风导致罗马政治的腐化不可能只局限于贵族或富裕阶层，对平民阶层的腐化作用同样明显。这是因为，权贵富豪的贪婪虽然使平民感到委屈，但在其他方面，例如在选举上，他们却因被渴求官职的人们阿谀奉承而自我感觉良好。然而他们情绪不稳，“会因为被刺激而愤怒，其思虑会经常受到激情的左右，因此将不会同意去服从其领导人，甚至拒绝与他们平起平坐”（波里比阿，《罗马的崛起》）。当这种情形发生时，罗马政治实已腐朽透顶，成为一种看似冠冕堂皇——自由民主，实则已极其恶劣的政治形态，即暴民统治。
暴民统治意味着，共和政制已难以为继，罗马进入了一个长期动荡和内战的时代。及至这一时代结束，罗马将抛弃共和制这种集体统治模式，转而采取一种更为集权的政制，即帝制或元首制。但这并非意味着，根深蒂固的奢靡腐化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其所导致的人心不古、活力衰颓、心智下降、尚武精神丧失等结构性的问题，并没有因为一种更为集权的政治形式而自动消失。与所有这些问题相比，“罗马将军和军队不再致力于为国效力，而是各自追名逐利，结党营私”（波里比阿，《罗马的崛起》）之问题可能最为致命。这一问题在共和晚期即已出现，一直持续到帝国晚期，对罗马的灭亡负有极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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