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法国的书籍和报刊消费

    19世纪是西方国家进行工业革命的时代，考察这一时期法国的书籍和报刊消费情况，不仅可以了解其印刷业工业化的过程，同时也可了解这一时期法国人思想或追求的演变，即从工业化初期的相对单纯转向复杂化和多样化，政治上从各种极端对立的态度转向取得某种共识的过程。

    印刷业的工业化是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在法国缓慢展开，书籍和报刊的印刷也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工业部门。就印刷厂的数量而言，1811年有506个，1840年增加到900个，1879年有1500个，一战前达到4000多个。同时期法国人口从2900万增长到3900万。相对于人口增长，按人均配备计算这一时期印刷厂增长了6倍多。当然，印刷厂的增加还不能完全表明此时法国印刷业工业化的情况，因为工厂规模有大小，特别是它有一个从手工印刷转向机器印刷的过程。19世纪初印刷技术发生了两项重要变化：一是印刷的机械化，1823年经过英国印刷工程师科珀尔等人改良的蒸汽印刷机引入法国。用蒸汽机作动力，从手工过渡到机器印刷，关键性的变化发生在1850年前后。另一项重要变革是1796年德国发明的石版画在法国于1820年投入使用，其结果是插图新闻发展起来，《漫画》（1830年）、《哗声》（1832年）、《插图》（1843年）等先后创刊。

    印刷业的发展既源于读者大量增加，同时也得力于其及时对读者不断变化的要求作出反应。普通劳动人民成为潜在的书籍和报刊的消费者，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现象，但他们的收入十分有限，现代办报方式因此发展起来——使报纸售价低于成本，用广告收入加以弥补。这一现象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创始者埃米尔·德·吉拉尔丹在1834年的《巴黎评论》上说道：“当人民是国家主人时，让国家主人学会阅读是一件当然的事。只要6个苏，人们就可以得到一次教育的机会。”1836年，他创办的大众化报纸《新闻》每年订价只要40法郎，低于生产成本。当年该刊物销量达到1万份，1845年达到2.3万份，1854年达到3.5万份。此后，“法国的大部分报纸都仿效这一模式”，1836年到1847年间巴黎报纸的日印刷量从8万份增长到18万份。

    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法国开始向大众媒体时代过渡。1863年，长期从事报刊业的莫伊斯·米罗创办了《小报》，每份只卖5个生丁。1867年，《小报》开始使用马里诺尼轮转印刷机印刷，在第二帝国末期其销量达到35万份，1877年达到50万份，1891年达到100万份。另外，激进派于1876年创办的《小巴黎人报》在1914年时发行量超过150万份，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报刊。

    上述发展过程意味着“印刷工业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工业部门”，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影响。比如，由于建造厂房和购买机器需要大量资金，银行开始介入印刷业。更重要的是，从选题、写作、印刷到销售的一条龙运作模式开始形成，出版商“成为整个游戏的主宰”。

    工业社会的形成过程也是人们的需要、兴趣多样化或多元化的过程，书报种类和数量都在大规模增加。1840年法国有6200种不同的印刷书种，1855年图书种类超过1万，1880年超过2万，1900年有2.8万，1913年超过3.2万。这些书籍中，首先是社会生产和教育所需要的书籍，特别是教科书。其次是文学作品。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某种轻松怪诞的文学作品一度盛行。雅各宾专政结束后，残余的贵族和资产阶级都力图忘记革命的恐怖，耽于解脱后的狂欢。他们特别喜欢“那些充满出人意料的事件、残酷的场面以及硫酸性的热情小说”。在其后的日子中，工业革命给各阶层的人带来无限的希望，也带来频繁的社会冲突，还有对大革命的批判和怀念，人们感叹不已，希望有一种个性化的表达或宣泄方式。法国文学史家布吕奈尔说：“整个19世纪充满了社会忧患，这种种忧患给当时的思想和文学染上了鲜明的色彩。”小说和诗歌，包括报刊上连载的小说，成为表达种种情怀的好方式。

    宗教书籍依然很有市场，特别是在19世纪上半期。由于工业化造成传统道德沦丧，某种程度上宗教的作用似乎在加强。这方面最成功的出版物有《一个信徒的箴言》（1834年）、《耶稣生平》（1836年）。许多作品都渲染耶稣遭受的苦难，强调“鲜血从耶稣基督的身体里流淌出来，四处飞溅”。浪漫派甚至把婴儿时的耶稣也变成一个受难的形象。无数妇女，甚至年轻姑娘都效仿神职人员，穿上麻布衣服，甚至系上可怕的金属腰带。一些人强调“只有对耶稣的伤口进行沉思，才能得到充满耶稣心灵的神圣观念”。19世纪法国各地建立了许多耶稣受难像，比其他任何时期都要多。

    各种词典和百科全书是各个阶层的人都需要的，它们的出版成为“最有活力的行业之一”。其作用不仅在于满足人们的文化需要，同时也是构建民族国家的重要工具。这种书很贵，但为了满足普通读者的购买力和阅读能力，往往分册出版或出简装本。有的写得很通俗，如《皮埃尔师傅，或乡村智者》这类小型手册，就曾经很畅销。

    书籍、报刊与其他商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往往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所以其迅速增长也引起了法国政府的担忧，认为它们为“产生颠覆性思想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途径”。但从整个19世纪来看，却存在书报审查制度逐渐放松的过程，到第三共和国建立后，这种审查已经变得相当温和。

    当人们的兴趣和追求逐渐多元时，政治态度却趋向接近。大革命与工业化给人们带来太多的希望和失落，各阶层的人都特别热衷于讨论法国的未来，并借以确定自己的命运。他们都怀有“急于过上好生活的焦躁不安的期待……一种对复兴思想的痴迷和继帝国时期的思想荒芜之后心灵极度的焦渴”。在19世纪上半叶，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正在走上今天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道路。尽管各阶层思想十分混乱，几乎“所有的人都拒绝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因为曼彻斯特，或伯明翰的英国个人主义，给人看到了灾难性的后果”。一些激进派或贫穷工人的意见无法在正规报刊上发表，于是像大革命时期那样，民间流行着许多自行印发的小册子，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出版物。许多贫苦百姓则一度围绕在空想社会主义者周围，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于1840年发表《伊加利亚旅行记》，描述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号召建立那种没有私有财产、一切工厂归国家所有、人人各尽所能地从事劳动的“伊加利亚”。许多工人读了这本书，把卡贝看成他们的“耶稣基督”。有位年近80岁的老人步行30英里，为的是能看卡贝一眼，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在生前能有幸见一见这位用笔和自己的生命为穷人和工人的利益忠诚服务的人”。1847年，卡贝在自己创办的《大众》杂志上发出告民众书，准备在美洲建立伊加利亚。赞扬的书信像雪片一样从四面八方飞来。

    这种对“道路”或“未来”的争论和冲突到19世纪中期才出现变化，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杜比在《法国史》中说，“1848年－1851年的动荡岁月”过去后，法国走上了西方现代文明之路。实际上，这种趋势明朗起来，要到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后。到那时，法国社会才较广泛地获得某种共识，即认为可以在现行体制的框架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斗争来改变命运。在此之前，中下层人民或被推翻的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些团体或阶层考虑的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使用暴力或和平手段来推翻或否定现行体制。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