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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甸庙会的地点是在今日的琉璃厂街，这条街如今是京城著名的文化街，大名鼎鼎的荣宝斋和中国书店就在这条街上。这里有卖文房四宝的，卖印章书画的，卖古玩的，卖寿山石的，卖景泰蓝的，还有四时不断的书画展出。逛琉璃厂，就是享受一场文化盛宴。
那时年轻，我经常从北大骑自行车去那里淘书。记得“文革”结束后，我从鲤鱼洲干校返京，文人积习难改，最想去的地方就是琉璃厂。当时文禁稍显松缓，许多“文革”期间抄家没收的书籍已有见诸台面的。我惊喜莫名，曾用极便宜的价钱先后买回了精装本的一套《茅盾文集》和一套《巴金文集》，不全，有缺本，但也无碍，已是喜出望外了！记得那柜台的暗处还放着一套《老舍文集》，也是精装本的，犹豫久之，很惊恐，犹如胆小的窃贼，贪婪而不敢买。
这些采购来的书籍，我都是用自行车从琉璃厂驮回北大的。后来一有机会我就往琉璃厂跑，每次也都没有白跑。琉璃厂给我的机会也真多，《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很庞大的规模，我一本一本地淘，竟然也积攒得差不多了。除了中国书店，我还跑荣宝斋，在那里的门市买宣纸，买信笺——印有花卉的水印信笺，非常清雅，买了舍不得用，就当文物收藏。那年去日本访问，别的礼物买不起，倒是在荣宝斋买了一帧水印的齐白石的《十里蛙声出山泉》，当时价格也不菲，记得是200元。我还在琉璃厂买了一只烧制的粉彩佛头，当时的价格也不便宜，是10元，珍藏至今。
琉璃厂在正阳门外之西，约二里，厂甸所在地即旧日的海王村地界。《帝京岁时纪胜》（潘荣陛撰）载，此地曾是旧时烧制和生产琉璃瓦的场所，有资料介绍琉璃厂当年的厂制，东三门，西一门，街长里许，东北楼门上为绣云阁，是窑厂的正门。当年这里属工部管辖。“地基宏敞，树林茂密，浓阴万态，烟水一泓，度石梁而西，有土阜高数十仞，可以登临远眺”，这景象当然是永远地消失了。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史料还记载说：“门外隙地，博戏聚焉。每于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盅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更有秦楼楚馆遍笙歌，宝马香车游士女。”这就说明，可能是有了琉璃厂的“厂”，再带动了“甸”（店）的繁荣。
琉璃厂极盛时是在清中叶，到了清末民初，例如宣统年间，那里的繁华依旧，而且出现了现代城市建设的景象，文献记载说：“正阳门外马路平坦，两旁栽种杨柳马缨各树，红绿相间，映带鲜新，往来行人乐而忘倦。”更有竹枝词形容这情景：“正阳门外最堪夸，王道平平不少斜。点缀两边好风景，绿杨垂柳马缨花。”（兰陵忧患生《京华百二竹枝词》）由此可以窥见当日琉璃厂之盛况。文献还描写当日这里：“廛肆林立，南北皆同，所售之物以古玩、字画、纸张、书帖为正宗，乃文人鉴赏之所也。惟至正月，自初一起，列市半月，儿童玩好在厂甸，红货在火神庙，珠宝晶莹，鼎彝罗列，豪富之辈，日事搜求，冀得异宝，而红货之内，以翡翠石为最尊，一搬指翎管有价至万金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究竟琉璃厂与厂甸二者关系为何，原来有些不明白。现观史载，应当是先有“厂”，而后有“甸”（店）。这个厂既有窑址（工作坊），又有官廨，楼阁巍然，风景绝佳，原非简单的烧窑之地所能概括的。至于“甸”字，在很多场合，另写为“店”。这里原先商铺林立，是非常繁华的，例如前举《帝京岁时纪胜》即有“琉璃厂店”（注意：此处不用“甸”，而干脆用“店”）之称呼。犹记得60年前初访厂甸，那时的街景依然保持了原先的模样，有点老，却深有韵味。大规模改建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那时沿街建起了大批的仿古楼宇，东西向是步行街，南北向依然走机动车直通虎坊桥，正是目下我们所见的情景。
厂甸庙会
北京的传统庙会一般是在春节期间择日开放。庙会的名称因地而异，龙潭庙会在龙潭湖举行，地坛庙会在地坛举行，远些的妙峰山庙会的地点是妙峰山。其间最负盛名的是厂甸庙会，地点是正阳门外的琉璃厂。大概是临近皇城吧，厂甸庙会人气最旺。清代很多竹枝词都写到厂甸庙会的盛况：“画舫书林列市齐，游人到此眼都迷。最难古董分真假，商鼎周尊任品题。”“新开厂甸值新春，玩好图书百货陈。裘马翩翩贵公子，往来多是读书人。”“琉璃厂甸又新开，异宝奇珍到处排。妇女摩肩车塞路，都言看象早回来。”（前两首分别为《琉璃厂》《厂甸》，引自同治年间李静山《增补都门杂咏》，后一首引自宣统年间得硕亭《草珠一串》）这些都是同治至宣统年间的民间歌谣。最后那首写到“看象”，可见当日的热闹，连大象也上街表演了。
我来北京已是一个甲子的时光，60年了，说来惭愧，只逛过一次庙会。那是到北京的第一年，也是60年前的记忆了，当时一切都很陌生，一切也都很新鲜。第一个春节，一位朋友是老北京，家住前门外打磨厂三川柳南口（当年“三川柳南口”这几个字，我这个南方人说起来竟如同绕口令般的难），他邀我在春节期间逛一天厂甸庙会。这是在北京这么多年唯一的一次，因为是唯一，所以难忘。
只记得天很冷，比现在的春节冷多了，是呵气成冰的日子。我们涌进厂甸那条街时，街道早已被逛庙会的人充填满了，我们是被人流推着向前移动的。身前身后都是人，我们知道两旁是商铺，却无法看到那些店铺的门脸。我们看到的，只是人群两边临时应市的街摊，各种货品有装在手推车上的，摆设在搭起的铺棚上的，挑的，扛的，背的。叫卖声和欢笑声同样充填了整条街道，总之是，杂沓地聚拢在一起的热闹的市廛，汇成了一条五彩斑斓的、五声喧腾的河流。我们像是被收网的鱼，只是挤在一起一个挨一个地往前涌动着。
因为长期生活在南方，对北方的习俗不了解，生平第一次面对这陌生的一切，面对这与南方文化迥然有异的、豪放的，甚至显得粗糙的，但回味起来却是异常醇厚的气氛，我有一种受冲击和被震撼的感觉。那些纸扎的五彩风车，那些旋风般转着、叫着的空竹，还有那些一串比一串长的冰糖葫芦，特别是那些高亢的、粗放而悠长的吆喝声，促成了街市的狂欢。我不记得我买了些什么，好像是什么也没买，倒是在朋友的提议下我们喝了一碗热腾腾的茶汤，可能还有驴打滚什么的——这都是我从来没有品尝过的北京的吃食。
可以说，我真正接触北京文化就是从这一场厂甸庙会开始的。后来，因为住得久了，接触多了，我开始广泛认同了这种文化气息。这种与南方文化细致娟秀的风格迥然不同的口味征服了我，也丰富了我。事后我才领悟到此中真谛：庙会是以娱乐的方式进行的一种文化展示。而厂甸庙会展示的是一种素朴的、不加修饰的本色之美。这种美感是产生于广阔的华北平原和高山大河间的一种旷远辽阔的大气魄。与南方那些极致的审美化的细腻和娟秀相比，它于我是既陌生又顿然感到亲切的冲击。因为长时间的熏陶和感染，这种厚重、纯朴、雄健的文化基因，不觉间弥补了我性格上的缺失。
这是一种怎样的经历啊！以这次厂甸庙会为起点，我开始自觉地融入这种对我来说是一种“异质”的文化空间，尽管我乡音难改，仍然是南腔北调，我还会在“n”和“l”的读音上犯愁，但我已完全认同了这里的习俗。在语言上，在言行习惯上，尤其在饮食习惯上表现尤为明显，例如窝头、贴饼子的粗放风格一般南方人是难以接受的，但我已习以为常。打卤面、炸酱面、卤煮、灌肠、炒肝儿，我都吃得香。特别是当年天桥寒夜的一碗冒着热气的卤煮，想起来就馋，它已经“晋升”为我难以摆脱的“乡愁”了。家居时节，我的早餐通常是一碗玉米糁子粥就咸菜疙瘩，这在外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然而这一份地道民间的北方早点，却是我的最爱。
不夸张地说，我的这一切“进步”应当归功于60年前的那一场厂甸庙会。由此我领悟到，庙会不仅是一种游乐，更是一种传播，也可以说是一种“寓教于乐”。这是一种实效，它把说起来有点抽象的文化通俗化了，具象化了，它让文化以让人亲近的方式传播和扩散着。我正是在这种哪怕只有一次的接触中接受了北方文化的浸染和熏陶。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新诗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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