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的当代文学史观

    《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并非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回顾中国当代文学走过的60年历史，孟繁华、程光炜、陈晓明三位学者以三篇长篇文章表达了他们不同的文学史观，对当下缺乏新意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提供了参照。

    对于当代文学的起点，三位学者一致认同当代文学发轫于20世纪40年代延安文艺时期，以左翼文学为代表的革命文艺，开辟了新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这显然是对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所提观点的呼应。基于不同的个人经验、理论视野以及学术观念，对于当代文学思潮及作家、作品的评价估值，他们表现出不同的辨识、洞见。

    孟繁华认为当代文学的发生与作为学科的建立之间并非同步进行，这也造成了“历史”与“叙述”的不平衡。因此，文学史家建构的历史显然会有意忽略或强调“史实”，这明显受新史学观念的影响。依据这种方法论，孟繁华将中国当代文学史归结为“民族心史”，他抽取当代文学发展中的典型案例，从社会主义文学实践，到新时期文学的变革，再到新世纪的文学狂欢。孟繁华用极具代表性的个别案例勾连起文学发展的标志性变化，探究和概括不同时期的集体意识和心理状态，把当代文学纳入“民族心史”的叙述范畴。孟繁华对文学现象的观察向来敏锐、独特，他的《众神狂欢》就是例证。为了应对当代文学转型所带来的命名问题，他提出了“新世纪文学”这一观念。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他认为主要特征是“狂欢化”，在这一编里，我们确实能够看到由于市场文化的崛起，对文学创作者和生产格局所造成的变化。从《废都》引发的争论，女性文学的崛起，官场小说的出现，到乡土小说、中篇小说取得的成就，80、90后文学与网络文学受到重视，文学的多元化形态，构成了世纪之交文学转型的表征。

    不可否认，程光炜曾与孟繁华合著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是一部具有鲜明个体意识的文学史，但读者往往会误以为两位作者的文学观念一致。不过在《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里，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两人对当代文学的理解有差别。总体来看，程光炜认为，战争思维是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主要意识观念和运作方式，尤其是“十七年文学”所缔造的红色经典，无一例外地倾向于这种创作观念。而后三十年的当代文学发展，主要表现出两种方向。从内看，“文革”结束，去意识形态化最终推动了八九十年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历史性决裂。从外看，改革开放后，国外文学理论思潮竞相涌入中国，大量外国文学的翻译、模仿、改造对中国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寻根文学”为代表的当代文学，在走向世界的强烈意识下，逐渐融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由程光炜主持的“重返八十年代”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在他的文学史观中主要体现在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的重新评价问题。我们看到程光炜做出了与以往当代文学史不同的评价，如“马原的评价尤其过高”“陈忠实的《白鹿原》尚且不错，但评价过高”“余华的所谓长篇，不过是中篇的拉长版而已”“余秋雨、季羡林、张中行等的散文评价过高，不符实际”等不一而足，也许是限于文章篇幅，程光炜并没有展开论述，不过这些论断可谓振聋发聩。

    与孟繁华、程光炜相比，陈晓明的文学叙述展现出深厚的理论特性。他把中国当代文学看成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过程，是面对西方挑战所选择的必然道路。不过他又强调，中国当代文学60年并非是世界现代性进程之外的“他者”，而是具有自己独特的经验。本书中，陈晓明的文学史观叙述是对他的著作《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的融会贯通，他采取“以论带史”的文学史写作方法，以强大的理论优势，叙述了当代文学向现代性挺进的合理性。他用了“壮怀激烈”一词，暗示了这一过程的曲折坎坷，表现了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变化。他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现代派、寻根小说、先锋小说等的文本分析，重新观照当代文学史，发现了文本背后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关联互动，为中国当代文学绘制了一条独特的知识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