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人才 多与少的悖论

    创新人才是建设创新型社会最核心的因素，但我们在探讨人才问题时，经常会遇到一个悖论：一方面，是研究机构、企事业单位不时发出人才缺乏的呼声；一方面，却是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体量，毕业的人才无处安放。这种认知与现实背离的状况让人们很困惑：到底中国的人才是多了还是少了？这个看似悖论的现象其成因是什么？

    人才作为一种资源，要充分发挥效用是需要一些基础支撑条件的，在基础支撑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人才的作用无法呈现。就比如把乔布斯“空投”到非洲某个国家，他也无法创造苹果公司的奇迹，这个安排对于乔布斯和那个国家而言都是双重损失。当下中国整体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基础支撑条件还无法吸引、支撑与维持一大批高端创造性人才的高成本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适合自己的人才，才是最好的人才。多与少的悖论中，“多”反映的是改革滞后带来的人才制度性浪费；“少”则是指相对于中国整体的文化基准线而言，中国的人才存量远远不够。

1.多元视角下的人才 高校、市场、社会的口味与偏好

    在进行深入分析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在全球化时代，人才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最重要的资源，越多越好，根本不会出现“嫌多”的问题。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用经济发展的四个轮子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四个轮子分别是：土地、资本、人力与技术，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早已证明前两个轮子是支撑经济发展的传统要素，其作用在科技时代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而后两个轮子则呈现边际收益递增的趋势，尤其是近来的研究认为，技术内在于人才的个人知识库存中，因而，对于任何社会而言，根本就不存在人才过多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人才的多与少的悖论？笔者认为，这直接反映了两个困境：其一，供需不匹配的鸿沟。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的大学与科研院所，他们按照自己的专业设置现状培养人才，而市场则以自己的真实需求选择人才，按照当下时兴的说法：供给侧与需求侧存在严重的不对称状况。

    其二，多方的认知标准不一致而导致认知误区的出现，从而加剧人才悖论现象的蔓延。这里至少包含三方认知，从培养者角度来看，大学按自己多年形成的标准与模式培养人才；而市场则追随利益的轨迹，认为人才就是那些能够给社会和企业带来直接改变与效率等显现指标能力的人；社会则认为那些能够掌握所学知识并顺利毕业的人都是人才。从这个对比中，不难发现三者关于人才的标准与偏好是存在很大差异的，从各自的理念来说，培养单位的认知标准里有浓厚的理想主义偏好，注重的是形而上的学术旨趣；市场的标准里则充满实用主义味道，它关注的是形而下的效率与实践能力；公众的标准则是以功利主义为主，它注重的是声望与荣誉。三种标准之间有很大的交叉，但并不完全重合。在市场发育不充分，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三种人才划分标准各自按自己的标准来界定人才，这种不同的认知视角必然带来人才的多与少的悖论。在供需平衡已经被打破的今天，需求方作为人才的最后落脚点，在人才标准的认定上具有更多的优先权，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坊间所谓的缺少人才的说法，大多源于市场根据自己的标准做出的判断。

    当下我们遭遇的所谓“人才过剩”现象，其实是各种评价标准不一致带来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伪命题。但这个现象反映出来的问题却是我们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即人才“虚胖”问题产生的内在机制问题。

2.人才供给侧 多乎哉，不多也

    我们首先分析中国2013年毕业的本科生与研究生的专业分布图。从这两张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个显著特点：其一，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以工学为主，管理学为辅；其二，纯人文类专业（文学与艺术类）在研究生阶段大幅缩水，法学所占比例有较大提升，这样的分布可以比较间接地表明中国仍处于工业化阶段，并开始缓慢转型。作为对照，我们可以基于同样的标准看一下美国的毕业生分布情况，在本科生阶段，美国理工农类毕业生所在占比例很小（接近15%），其他类别的毕业生占绝大多数（80%以上）。作为对比，中国理工农类毕业生占到40%，其他类别的毕业生占到50%多，研究生阶段，情况依然如此，这也间接证明美国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处于知识经济社会阶段，而我们仍处于工业化阶段。按照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说法：1956年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人数首次超过蓝领。试想就是今天，我们又有多少行业和领域的白领人数超过蓝领呢？这种社会发展程度的差距必然带来对人才需求与认定标准的差异。

    但事实是，作为人才的供给方，我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袭计划经济的培养模式，从招生规模、专业设置等诸多关键环节，仍然是完全按照计划经济模式来运行，自主性很少，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与市场的契合度严重不足。

    再有，现有的教育体系对于人才的认定标准过于单一化，即以学术性标准为主，而人才创造力的构成则是多项要素的集合，这种齐一化标准不可避免地造成多种创造性能力得不到认可、甚至被扼杀。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教授认为构成人的智力的要素是多元的，他从最初提出的七种智力要素，到后来发展为十种智力要素。我们教育系统所推崇的逻辑推理能力仅仅是其中的一项智力要素。美国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斯坦伯格教授提出更为简洁的智力三元论，强调智力构成包括三个层面：即分析能力、创造能力与实践能力。不论怎么看待这些理论，智力的构成是多维的，这已经取得学界的充分共识。而目前我们的教育体系所热衷的阉割式的智力认定模式，必然造成人才供给的单一性（从千校一面到万生一面的认知传递），而市场的需求则是多元的，由此，人才的多与少的悖论在这种背景下必然会产生，如果供给侧不改革，需求侧的困境无法从根本上化解。

3.人才需求侧 叶公好龙怕龙来

    从需求侧来说，我国存在着严重的人才市场狭窄化的局面。关于市场狭窄化问题，中国市场存在的或明或暗的条块分割与垄断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已经很多，无须赘述。笔者前几年曾撰文指出：中国当下最缺少的不是人才而是市场，就是今天这个结论仍然没有多少改变。人才是一种奢侈品，只有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对于人才的需求。我们曾做过一个推论：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对于人才的需求越迫切，人才的需求弹性越小（接近于刚性），因为高度发达的社会一刻也离不开人才的支撑，缺少人才的充分供给，文明也将随之崩溃。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谓的现代社会靠两套系统维系运行：专家系统和象征标志。这两套系统的基础就是知识与人才。他认为社会发展程度越低，对于人才的需求也越弱。从全球范围内的地区发展状况和人才需求情况看，不难印证这个推论。但是这里还存在很多复杂的问题没有厘清，即人才与市场哪个是因，哪个是果？这个问题类似于“选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我们倾向于认为人才与市场是一种共生的关系：有的时候，市场促进人才的涌现，而有的时候则是人才的创造力拓宽市场，比如乔布斯、盖茨、马云等人都是拓展市场的那批有创造力的人才。但从总体上看，人才不都是这样的，参与培育、完善与发展市场的人才占大多数。

    在探讨需求侧的其他问题前，我们来看一张图表（右下表），这是根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整理出来的中国人才库存示意图。这张图信息量很大，我们只说一点：从中可以发现中国社会整体的文化基准线为10年级水平，这就决定了中国企业的人才基础环境就是基于这个基准线而变动的，大学毕业相对于这个基准线是有一个技术梯度差的，这个梯度差大约为4-6年，理论上说满足这个梯度差的人才在当下的基准线上都是可以找到工作。但现实不是，那么，出现人才库存“虚胖”的原因何在？

    中国的人才需求侧（如企事业单位等）面临三种情况：

    首先，客观地说，中国真正属于高科技的行业并不是很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很多的用人单位动辄要求“高端人才”属于典型的叶公好龙，在基础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这些人才仅具装饰作用。换言之，中国的需求侧热衷于不切实际的追求“高大尚”型人才，其实这是一种变相的面子工程，后果就是人才资源的浪费。

    其次，中国很多企业由于结构转型没有完成，大多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故而从内心里也不需要多少人才。这就带来一个吊诡的局面：原本是个别企业为降低人工成本有意阻止人才的流入，反而进一步造成企业整体升级与转型的乏力，从而陷入越没有人才也就越不需要人才的怪圈，由于路径依赖效应，这些企业反而被牢牢锁定在粗放发展模式上，这也是当下国内人才市场遇到的最大困境。

    第三，由于普遍的契约意识薄弱，企业不愿意承担知识的转化成本。中国高等教育与市场的脱节，导致提供的知识偏重于理论，这就需要企业必须通过培训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知识，由于契约意识薄弱，企业担心人员的流动会让这部分成本得不到合理回报，而发达国家这点做得比我们好。总之，从中国人才库存的整体状况来看，中国是属于人才比较缺乏的国家，在产业结构整体转型的这个关键时期，必须由人才来推动转型，在这个背景下，人才的多与少悖论就演变为一个问题，真缺假多的问题。

    英国人力资源管理专家肯·罗宾逊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今往后，越来越多的人依靠他们的知识生存；而所需要的知识却是日新月异。结合中国的人才与市场状况，供给侧与需求侧应该逐渐走向相互匹配，这就要求供给侧具有更多的自主性，以适应市场的诉求；而需求侧则需改革、拓展市场，以务实的态度接纳人才。在整合三方认知差距的过程中，作为人才的个体也应该在这场变革中积极改变自身的学术资本库存结构，因为稀缺永远是市场的通行证，基于此，才能更好地服务市场、拓展市场并分享市场，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头脑的。

    （李侠、周正，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