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之内涵及当代意义

诚之修养路径

    儒家之“诚”从天命而来，《中庸》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若以“诚”解“性”，先天之性或曰天命流行的“性”即是“诚”——《中庸》有言，“诚者，天之道也”；《中庸》又云，“自诚明，谓之性”，立足于“诚”而明理，即为天性。然而，这种“自诚明”的功夫，似乎唯有圣人方可达到，《中庸》有“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唐李翱《复性书》亦有“诚者，圣人之性也”之慨叹！因为圣人能顺天之性，受天之“诚”的贯注，故可“不勉而中”。对于常人，则须从后天的“诚之者”修行开始。《中庸》云“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曰“思诚者，人之道也”，这里的“诚之者”（即“人之道”）显然要效法、践行“诚者”这个“天之道”。

    践行“天之道”的门径，仍需从“自我”做起。《大学》“修齐治平”的根基在于“修身”。那么“修身”又当从何处下手呢？按《中庸》的说法，就是“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意为“抓住善不松手，矢志不渝坚持下去”。这个善的起点奠基于对“己”要诚的根基之上，即如《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亦如荀子所言“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诚的根本即“毋自欺”，然“毋自欺”说起来简单，但落实下去很难。虽然一般而言，欺人容易，自欺难，因为自己的行为、心思，只有自己最清楚，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然而，由于自欺能提供一种逃避耻辱的“隐秘心理安慰”，故人们在潜意识接受了自欺。殊不知，自欺乃是最大病根，“欺人”亦是从自欺开始，须除之而后快。克服自欺的猛药须在“慎独”上猛下功夫，不管是否有人监督自己，都要一如既往地“诚”；要敞开心胸，时时反省自身，寻其不足而思改之。《论语》曾子所谓“吾日三省吾身”，就是很好的“切己”的省察工作；明儒王阳明“克己须要扫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的去“恶”功夫亦如此。唯有能做到不虚伪、不藻饰，表里如一，知行合一，达至“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的境地，那么就个人而言，定能“净裸裸，赤洒洒”，改变气质，心安理得，得大自在。所谓“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不予欺也！

“诚”的当下意义

    明晓“诚”之奥义后，我们对“诚”的认识就不仅仅定位于“为了满足个人的功利”，而是将“诚”视作“人之为人”的一种内在品质，甚或一种终极的生存论和本体论。“诚”所蕴含的“天人之境”也许超出常人的理解，但我们仍须肯定其意义，因为此崇高的目标乃是人们追求“诚”的动力之源。

    当下，“诚”（诚实）已上升为国家核心价值的层面，亦说明其对社会、国家、民族乃至族类延续的重要性。反过来讲，我们重视“诚”，也暴露出我们在“诚”的品质上存在诸多问题，譬如在各种利益诱惑下的种种“虚假”现象，严重影响和腐蚀着原本淳朴的民风、世风。在个人层面而言，“诚实”似乎仅仅关联个人的品质，关乎个人的生存利益；但事实上，它在深层次上却关联着民族、国家的存在与未来。回顾历史当知，历代王朝，举凡以“诚”立国者，君王大抵能听到民之疾苦，且依靠“君民之诚”开拓出“盛世”；而虚妄、欺骗之“伪风”满地时，君王难以听到“真话”，则其国距亡亦不远矣！此为历代王朝所证实。因此之故，古人对“诚”之“实效”尤为重视，《周易·乾文言》即有“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之言，将“诚”同百姓的生存联系在一起；荀子则从治理国家的层面对“诚”的重要性进行阐述，“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子·不苟》），乃将君子的立身同国家的治理（“政事之本”）密切联系起来。其实，道理很简单，“民风、世风”构成“国风”，若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虚伪成性，又何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探讨“诚”之奥义，绝非停滞于“抽象的理论”，而在于真诚地实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儒家哲学根底上是实践哲学，是“做”出来的，非“说”出来的。因此，“诚实”品格的养成也需每一个华夏儿女从心体上去体认，去践行，做好慎独的功夫；同时，国家层面亦要营造“修辞立诚”的舆论氛围，健全各种制度，让笃实、诚实之人不吃亏，让虚伪、狡诈之人占不到便宜。

    也许，“诚”所蕴含的至高境界和“长远收获”，常人无从体验，但我们却能从“诚”中得到如实的快乐：当自“诚”之时，则有“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舒心；当你以诚待人时，你将收获他人的真诚；当一个民族以“诚”立身时，则定能达到“至诚不息，不息则久”的境地。

    愿我们每个人从自我做起，去坦诚地面对自己，真诚地对待他人，虔诚地对待天地万物！那么，一个“别样的世界”将因为我们的“诚”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