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高和不寡

    《光明日报》“文荟”副刊2015年8月28日刊登了张静撰写的文章《叶嘉莹先生与两套六十七年前的散曲》，我读后十分感动。原因有二，一是叶嘉莹先生保存67年前两套散曲的那份文化深情，令人敬佩；二是两套散曲的作者宗志黄先生是我的老师，老师67年前的作品今日受到如此抬爱，是意想不到的，老师有灵必含笑九泉，学生也为之感奋，并肃穆告慰！

    古语云：“曲高和寡。”此时此刻，感怀雅集情景，我想说的是，“曲高和不寡”。两套散曲，《南吕·一枝花》写抗战中百姓的逃难之苦，《钟馗捉鬼》揭国府大员的贪腐之状，这样的作品能在当时的《中央日报》上发表，反映出编者的锐利眼光，肯定了作品本身的现实主义文学价值。当时喜爱诗词曲的叶嘉莹先生见而喜欢，剪存保留67年，已属不易；于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将其取出来，在恭王府的“海棠雅集”上隆重诵读，这份难得的文学知音情怀，更令人感慨不已。叶先生的诵读，“在与会嘉宾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影响所及，至大至广，自不待言；《光明日报》连带附载，重新发表，既是纪念，又在推广，显示出这两套散曲的无限生命力。我作为宗志黄先生的学生，对老师的两套散曲，除同样有“惊艳”之感，还有一番欣喜之情。由此看来，越过67年，前前后后的和者已经不少了。如果叶先生的“想法”得到实现——为中学生编选教材时，能够“将这么好的一套曲子收录进去”，那么和者将扩大到更广更远的范围。由此看来，曲高和者未必寡。

    叶先生介绍宗志黄教授时，说他“编著有《元代文学》”。对此，我想作一点补充说明。1955年，我在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宗志黄先生教我们班“元明清文学”。那时没有统编教材，都是老师自编讲义，有刻印的，有铅印的。先生编写的元代文学讲稿是铅印的，随编随印随发，隔几周发一次，一学期下来，元代文学课结束，又及时将铅印的封面发给我们。封面上书“元明清文学”，上册为“元代文学”，署“宗志黄编选”，下注“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1955-1956”。我把讲稿集结成册，装订成一书，从毕业到工作，辗转大江南北，刻印的讲义都处理掉了，唯独这本铅印的《元代文学》保存了下来，至今已经60年了。先生的这部《元代文学》未见出版，但也很可能流传了出去，只是现在已很难见到了。我手上的这本《元代文学》约20多万字，包括概论和作品选读，选读部分除散曲便是杂剧，杂剧共选了《窦娥冤》《西厢记》《赵氏孤儿》等七部，每部节选原文，并加分析评论，对难懂的词语作了简明的注解。这是一部难得的好教材，让我们这些受业者获益匪浅。

    曲学艰深，我们初学一时也欣赏不了，而先生是元曲专家，造诣至深，工于曲调，能创作，善赏析，故在课堂之上，讲起来风生水起，有时讲到激动处，他还情不自禁地唱起来，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曲学式微的当下，叶先生旧事重提，意义是深长的。

    （作者为安庆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