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外交：国际化之路该怎么走

    近些年，从中医针灸入选人类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到《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从外企抢注中国中药的案例逐年增多，再到跨国制药公司布局中医药研发，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中医药，正在向全世界展示其自身的独特魅力。中医药国际化的现状如何？近日，在京召开的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国际交流与合作分会2015年年会暨首届中医药的国际化论坛上，来自医药、外交、侨务、宣传等诸多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小荷才露尖尖角

    ——民间传播、业界合作齐头并进

    “我小时候生病治疗，无非就是爷爷给我扎针、推拿，没去过医院。”外交部前部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国际交流与合作分会名誉会长李肇星在会上向大家讲述了他的中医情结，“爷爷是个业余中医，那时候村庄附近没有医院，周围十几里村庄的村民都来找爷爷看病。”

    更让李肇星记忆深刻的是，他在美国、加拿大、土耳其等国期间，还接受过当地白人的中医按摩和针灸诊疗服务。“很多外国友人也很喜欢中医文化，在当地开了很多中医私人诊所。中医药逐渐在国外‘落地开花’，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良好势头。”李肇星说。

    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世界171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中医医疗机构近10万家，中医药从业人员达30万人，中国与外国政府及有关国际组织签署中医药合作协议83个。

    其中，中医药诊所近万家。“近年来华人诊所在海外不断涌现。目前，中国在海外的华侨和华人大概有6000多万人，实现中医药国际化，海外侨胞是天然的桥梁和战略资源。”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何亚非表示。

    在中医药民间传播之外，《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全球战略（2014—2023）》《传统医学决议》等官方文件的发布和通过，标志着中医药业界已与世界卫生组织在传统医学领域进入了全面战略合作期。与此同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也为中医药国际化带来了新发展：2014年中国中医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约19.4亿美元，占中国中医药产品出口总额的54%；进口为6亿美元，占中医进口总额的57.5%，比十年前分别增长了3.97倍和5.61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很多都有使用中医和传统医药的历史，也注重传统医学在医疗和保健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其沿线正是海外侨胞的传统的聚集地，经济、科技、文化、宣传等领域的侨务资源也非常丰富，这为中医药国际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何亚非表示。

    国际化之路乍暖还寒

    ——政府冷民间热、国际化人才匮乏、缺乏文化认同

    “中医药行业通过医、教、研、产等各种形式，有效地扩大了在世界各地的普及和应用。部分国家已经将中医药纳入了国家管理的框架。但长期以来，‘政府冷、民间热’仍是中医药在国外面临的尴尬情境之一：民间对中医药的需求逐渐升温，但国外政府的反应并不是很积极。在很多国家，中医药还处于灰色地带，既没有合法地位，也缺少法律的保护。”在谈及中医药国际化现状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师资格认证中心首席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刘景源表示，中医药的国际化依然面临不少障碍。

    刘景源还指出，高层次中医药国际化专业人才匮乏，国际中医健康服务人才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海外中医药从业人员中，“厨子中医”“导游中医”为数不少。此外，中医药教育发展不平衡，教学质量水平差距较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药国际化教育的发展。“高层次中医药国际化专业人才的输出，不能忽视当前人才教育存在的问题。”刘景源说。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文化差异也是中医药海外发展的主要阻碍之一。面对“阴阳虚实、温热寒凉”的专业用语，生活在不同语境中的外国人，很难理解其中的深意。“说不清、道不明、听不懂”成为中医药在海外发展的现状。若是就医论医、就药论药，缺乏文化认同感，中医药“走出去”就只能永远在路上。

    借力中医外交，中医药国际化历久弥新

    ——走出去引进来、培养复合型人才、打造合作共同体

    面对当前中医药国际化的瓶颈，与会者呼吁，当前应以“中医外交”为抓手，紧密配合、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构建中医药国际化交流平台，培养中医药国际化人才队伍，增强中医药在世界卫生健康体系中的话语权，在国际上倡导“交流互鉴、人类共享、建设健康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针对文化差异和技术壁垒等问题，外交部美大司前司长梅平认为，在秉持“中医外交”的思路下，中医药的国际化不仅要推动中医大夫“走出去”，还要把洋患者“引进来”：一方面，可派医疗义诊团到国外进行义诊。无论是推拿还是针灸，中医有自己的特点，让国外患者亲身感受，来扩大中医药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医药的培训班，把国外对中医药有兴趣的，或者已经在国外开诊所的人邀请过来，进行人才培训。

    “近年来，我国被拒之门外的中药产品，大多是倒在‘绿色贸易壁垒’之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中药材种植方面对重金属、农药残留的控制较晚，且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保障他们在国际草药市场上的利益，也不断加强对进口中药的管理措施。”刘景源认为，未来要进一步发挥我国天然药物的优势，可以以海外合作建立的中医药中心为载体，或是在环境条件适宜的地方，建立中草药基地；或是根据所在国家的法律背景，开展以文化传播、科普知识普及为主的教育培训等等。

    谈及中医药国际化人才培养时，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表示，中医药国际化人才队伍的建设首先要解决语言国际化问题。目前，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国际交流与合作分会已与北京外国语大学达成创建“国际中医学院”的意向。此外，与古巴等对象国知名大学建设“中医系”等举措都在谋划之列。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国际交流与合作分会成立一年多来，致力于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传统医药健康服务交流与合作，以更加多元的形式促进全球共享中国传统医药。”该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凯认为，中医药国际化路径的开辟离不开官方机构和民间组织的合力。

    与会专家共同呼吁，中医药的国际化并不能简单地定义为在海外某国家或区域零散地、局部地、随机地开展若干特定的中医药产品贸易、健康服务等交流与合作。应在国家及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可持续地在海外推进中医药医疗、保健、产业发展，使国际社会能够认识、应用中医药，推动对象国逐步建立中医健康服务体系。同时将中医药教育纳入驻在国国家教育法律体系，为中华文明的海外存续提供载体。(本报记者 赵婧 白雪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