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博物学的新生机

    或许是当时的读者对“博物学”的概念过于陌生，1997年，美国博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的自传在台湾出版时，出版社并未将原著书名“博物学家”（naturalist）直译过来，而是将其改译作“大自然的猎人”，并增加副题——“博物学家威尔森”。2000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引进此书时，又将书名变成了《大自然的猎人——生物学家威尔逊自传》，台湾版副题中的“博物学”也消失了。

    如今，情况大有不同。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显示，2000年以来，以“博物”“博物学”“博物志”等相关词汇命名的中文图书逐年增加，《沙发图书馆·博物志丛书》《博物学文化丛书》《世界博物学经典图谱丛书》等丛书陆续出版。还有更多新书，虽然书名中并未出现“博物”字眼，但在宣传推广中也着重强调了其属于博物学。

    一股“博物”出版热似乎正在形成。

    博物来袭，科普退去？

    虽然博物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却是“新鲜”的。

    “博物学是指对大自然宏观层面的观察、记录、分类等；博物学强调知识、情感和价值观的‘三合一’，强调鉴赏性、体验性；博物学提倡亲自实践，尊重荒野，要时常感受荒野；博物学强调与自然共生，尊重大自然，把敬畏自然作为一个前提条件。”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第一本博物学名著丛书》中，编辑向读者这样介绍博物学。

    有出版业内人士认为，博物类图书其实仍属于科普读物的范畴，但如今无论是出版社还是读者，都在有意无意躲避似乎带有说教意味的“科普”，而青睐于更具亲和力的“博物”。

    “人们更喜欢用‘博物’，而不愿意用‘科普’，首先是因为‘科普’有单向灌输的意思，而‘博物’这个范畴来自古代汉语，也可以整合西方的知识传统，同时又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其次，传统的科普图书写作容易单调乏味，制作粗糙。大多数的博物学图书则文风优美多样，观念新颖，制作精美，被很多读者视为‘治愈系’图书。”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王立刚认为，博物学图书适应了当下读者对科普读物的新需求，可以将其称作“科普2.0”。

    博物学教育，靠谱吗？

    王立刚介绍，博物学一直是西方出版业的重要领域，在书店中，博物学图书会与文学、社科图书分别陈列，很多科学大家和著名学者亲自操刀写作博物学图书，“作者决不会因为自己是大人物就端着架子写得高深莫测”。

    “任何东西的推动都得有基础，博物也不例外，不可能凭空造出个博物热。准确地说，是此时的中国社会需要博物学，我们只不过在恰当的时刻做了一点儿工作。”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近年来一直大力提倡博物学，不仅亲自写书，还参与了很多博物类丛书的策划工作，“博物学不只是观察和开列清单，它同时提供情怀、世界观和人生观，可以补充现代社会工业化、信息化带来的种种不足。更多的人关注或者实践博物学这样一种形式古老、历史悠久的学问，努力传承、实践，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除了推动博物学图书的出版，刘华杰还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一门面向本科生的选修课——《博物学导论》，近十年间，选课学生从最初的10人逐年增加，而2016年春季学期将达到100人。在博物学的课堂上，刘华杰最重要的工作是向学生传递博物学的理念，而不是讲授知识，因此适当的户外实习必不可少。这种教学方法显然与以传授知识为主的课程不同，也恰恰体现了“博物”与“科普”在理念上的差异。

    刘华杰说，“博物的范围相当广，涉及无穷多的知识。讲知识永远讲不完，也没必要，而且绝大部分内容我也并不擅长，我只对地质、植物部分有研究。我希望通过这门课程能够让学生有一种博物情怀，将来他们在某个岗位上工作时，偶尔会想到博物。”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博物学出版物会越来越多。”在刘华杰看来，虽然博物学受关注程度高了一些，但博物学教育的未来仍值得探索。

    原创稀缺的尴尬

    12月初，刘华杰开列了一份2015年博物学图书推荐书单。25种推荐书中，译著16种，中文原创书只有9种。在博物学图书出版重镇北京大学出版社，除了刘华杰的《天涯芳草》《博物人生》等寥寥几种原创作品，出版过的大多数博物学图书都是译著。译著多，原创少，阐释中国博物传统的新作尤其稀缺，是目前国内博物类图书出版的现状。

    “大量译介西方作品而原创作品不多，不是出版者的人为选择，而是西方强大的博物学文化传统使然。”王立刚认为，近百年来本土的作者没有受过传统博物学的熏陶，写作技艺和视野同西方作者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王立刚担任过蕾切尔·卡森《万物皆奇迹》、缪尔《等鹿来》、巴勒斯《飞禽记》等书的责任编辑。在他看来，虽然近代以来西方的博物学也受到数理科学、实验科学的影响，退居边缘，但始终没有消失，很多科学家接续起博物学传统。国内引进的大多数经典著作都根植于西方深厚的博物学写作传统，文字优美，富有诗意，即使是卡尔·萨根、史蒂芬·古尔德、道金斯等人在写作很“硬”的知识性著作时，也都非常注意使其生动可读。王立刚说：“虽然评价博物学著作的标准主要还是依据其描述的细节是否准确，揭示的道理是否可信，而不在于其修辞、形式以及表现手法的创新，但本土的博物学作家确实还是需要提高文学层面的水准。”

    “国外的博物学著作是现成的，水平、地位已有定论，而且有一些已经过了版权期，这自然会吸引国内的出版社。”谈及原创博物类图书，刘华杰认为，“原创极为重要，早晚要走这一步，博物学繁荣必须本土化，但这很难。先了解西方的博物学发展脉络，无疑是对的，有了一定的基础，掌握了相当的‘格局’，再来看我们自己的文化，可能就好入手一点。至于阐释中国博物传统，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或许就是博物，但现在的‘国学’却很少涉及中国的博物。当然，研究中国古代博物学是非常困难的，我带学生做博物学史研究时，一开始也不敢碰这一块，将来一定要做的。”

    在刘华杰看来，虽然现在国内原创的博物学图书不多，但并不是没有，刘华杰就对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技学院副教授付新华的《萤火虫在中国》赞赏有加：“专题性、细致的博物学探究在中国会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年轻人应当为自己独特的兴趣活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本报记者 杜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