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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中国第16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作品评选活动在河南省郑州市拉开帷幕。活动由中国摄影家协会和郑州市政府主办。截至2015年12月1日，组委会共收到96个国家和地区的来稿55637件，作品按照“聚焦儿童类”“非主题纪录类”“非主题艺术类”“非主题商业类”四个类别进行评选。评选结果将于2016年1月公示，2016年4月将在郑州展览。
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本届评选组委会副主任、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主任刘宇。
——编者
记者：作为组委会副主任，您对此次评选有什么感觉？
刘宇：按照规定，在评选结果正式公布前，评委和工作人员不能泄露与评选有关的内容。所以，我只能就一些共性的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我没有看到所有的来稿，仅就看到的照片和与评委们交流得出的印象，我感觉存在的问题与其他评选活动时看到的是一样的。
记者：相同的问题，指的是什么？
刘宇：题材的雷同。比如，这次评选有一个“聚焦儿童”的主题。在看作品时，会给你一个感觉：中国儿童大部分都生活在西部，四川大凉山、西藏、贵州等偏远地区；许多人生活水平在中国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生活在新中国成立前；孩子们平常做的事，不是练体操，就是练杂技、练武术。即便上学了，要么在课堂上姐姐哥哥背着弟弟妹妹，要么趴在磨盘或者灶台边上写作业。这反映了许多中国摄影师的创作倾向，没有关注我们的现实生活，反映时代的变化和进程，没有关注身边鲜活的东西。
记者：这种情况不只在一次评选活动中出现，这是为什么呢？
刘宇：中国可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摄影爱好者群体。摄影对于每一个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职业，有的是爱好，有的是要记录生活的变化，有的是要怡情养性，有的为了广交朋友。无论出于哪种目的，我觉得都无可厚非，甚至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在国际摄影艺术展览这样一个平台上，我们就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带给全世界的观看者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第二，中国的摄影发展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记者：是啊，其实很多人的生活已经变得比较好了。
刘宇：我举个例子，有一张照片曾经获了国际大奖。后来，有网友搜出了好几张在同一地点拍摄的雷同照片。昨天我又看到一幅几乎一样的作品：破旧的“教室”里稀稀拉拉坐着几个孩子，讲课的是一个有点驼背的老人，边上站着的小女孩儿背着她睡着的弟弟。据说，四川大凉山彝族山村的这间“教室”，大量的摄影师都到这里拍摄，不断重复制造着大同小异的照片。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我相信，绝大多数摄影师拍摄的个体是真实的，但是当大量这类题材扎堆的时候，能说准确反映了中国当下的现实吗？在前段时间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的评选中，我们记录类的评委达成了共识：要鼓励“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关注当下”的作品。比如反映生二胎、跨省上班、年轻人整容、电商生活等当下热门话题的作品最终入选了国展。其实小题材也可以反映大时代。
记者：展览中怎样选出好的照片？
刘宇：我做过新闻摄影师，所以参加的评选多数是担任纪实组的评委。我主要看这么几个方面：一是题材的新鲜度、时代性和文献价值；再就是在表现方式上，准确地用摄影语言表现主题，独特，有陌生感；还有对细节和情节的把握，可以看出摄影师对外部世界的敏感。对单幅照片来说，瞬间选择恰到好处；如果是组照的话，还要看他的编辑功力。
记者：问一些展览之外的事情吧，最近您有没有拍新的作品？
刘宇：因为我现在工作的关系，没有整块的时间去创作。我现在所拍的一些东西，都是不需要去特别远的地方就可以拍到的。比如我参加第24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的多媒体作品《青春思密达》获得了金奖，就是拍我女儿的故事。另外，我每天上班都要坐地铁，可能是职业习惯吧，平时都随身带个小相机，就拍了一个系列叫《四号线》。我会拍这些我身边的、只要我留意每天都可以拍的题材。
记者：今天连州年展的时候，日本摄影师濑户正人在他的讲座上说过一句话：“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只是在拍照片，而没有人观看照片。”您怎么看这句话？
刘宇：其实我倒不是特别同意他的话。照片现在已经变成除了语言、文字之外最重要的沟通工具。我们在发微信的时候常常会配照片。新闻摄影的传播是为了让最广大的受众看到；而现在人们拍照片可能只是为了让朋友圈的人看到。当然有的人拍照片并不在乎别人看不看，只是为了表达心情；再有所谓“私摄影”，并不是为了让人看到，只是表达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就像在日记本里写首诗。
记者：那是不是意味着，随着时代的变化，照片有没有人观看已经不重要了？
刘宇：现在常说，人人都是摄影师，摄影的门槛越来越低。但是，摄影难就难在太容易，优秀的专业摄影师仍然是一个门槛很高的职业。我们需要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严肃摄影家，做时代的眼睛，用专业技巧更深刻地记录社会变迁，更清晰地传达给受众，或者给国家留下时代的记忆。
（本报记者 马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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