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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12月22日 星期二

    争鸣

    关于“人才养育”的十句话

    作者:陈平原 《光明日报》( 2015年12月22日 14版)

        五年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今年(2015)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又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如此三足鼎立的论述,共同构建中华文明复兴的宏伟大厦。而在我看来,整座大厦的根基在“人才”。这里仅从一个人文学者的立场,用十句话,简要勾勒大学视野里的“人才养育”。

     

        第一,大家都是人才,只是轻重有别。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中提及的人才包罗万象——“培养造就一批善于治国理政的领导人才,一批经营管理水平高、市场开拓能力强的优秀企业家,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一大批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一大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头人,一大批职业化、专业化的高级社会工作人才,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比照此面面俱到的论述,显然,大家都是人才。可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众多计划中,“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及“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是有实实在在的措施盯着的,那才是高层的真实意图。说白了,第一,注重经济建设急需的各行各业人才;第二,偏向于理工科,兼及金融、管理等社会科学;第三,着重从海外引进,这既是价值判断,也便于管理——你不服气,谁让你不在海外,或者提前回来?

     

        第二,“怀才不遇”是常态。有三句古诗,可用来描述人才的精神状态。极端自信的,有唐代诗人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牢骚满腹的,有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岁暮归南山》);至于打抱不平、呼告天地的,则是清代诗人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杂诗》)。问题在于,古往今来,读书人多自认为是“人才”,但居上位者并不这么看。

     

        第三,为什么说“人才难得”。据说1974年12月下旬,毛泽东在长沙与前来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王洪文多次谈话,其中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话日后在中央为邓小平平反时多次提及。我的解读是,第一,中等人才易得,顶尖人才难求;第二,天降人才,未必就能恰好被你发现;第三,为“我”所用,方才是“真人才”——这里的“我”,可理解为领袖、时代、国家等;第四,再好的人才,若无舞台,就是虎落平阳被犬欺;第五,主政者须尽量出于公心,提供人才挥洒才华的好环境——这里牵涉风气、制度、机遇等,颇为复杂。

     

        第四,如何选拔人才。无论何时何地,统治者(或曰领袖人物)都知道,“治国”是需要“人才”的。难处在于,真正的人才能否以及如何脱颖而出。这里缩小范围,不说阶级及利益造成的偏见,单是学科分野,就导致鉴定人才的标准千差万别。同样讲求创新与贡献,工科最容易鉴别,因有专利发明及成果转化的等级与数字作证;理科次之,不过,名刊论文或院士头衔,说起来还是响当当的;社会科学再后退一步,但能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还是颇受领导重视的;最难堪的是人文学,其贡献与影响力是潜在的,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谈论何为难得的人才,引入“学科文化”的视野,明白各学科间趣味及评价标准的巨大差异,才能有的放矢。

     

        第五,人才竞争白热化。21世纪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如此愈演愈烈的竞争关系,渗透到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大学与大学、学科与学科之间。某种意义上,政治人才(如公务员)是本地市场,相对比较容易调控;科教人才(如科学家或人文学者)则是全球市场,若有真本事,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正因此,开不出好价钱的中国西部各大学,在此轮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不要说出去抢人才,如何想方设法留住自家原本就比较稀薄的人才,就够所有的校长们头痛的了。从长远看,放开管制,有利于知识创新,但如何兼及各地区在教育方面的均衡发展,是个必须直面的难题。

     

        第六,理解不同类型的人才。眼下各大学都使出浑身解数,争抢高端人才;何谓“高端人才”,常见的描述是“领军人物”。可实际上,并非所有学科的顶尖人物都在“领军”。工程技术或某些社会科学,需要大兵团作战,运筹帷幄,指挥若定,那是大本事。可文史哲及宗教、艺术等领域,情况不是这样的,那里的第一流学者往往是“独行侠”,埋头做自己的研究。你非要他率领千军万马齐上阵,不仅做不到,也做不好。以我浅见,人文领域的创新与突破,大都属于这些壁立千仞、特立独行的学者。领着几百上千人做学问,那只能是整理或汇编,满足领导“盛世修大典”的虚荣心。“学术组织者”的能力,与“千里走单骑”的胆识,同样值得尊重。可眼下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越来越向“组织者”倾斜,见面先问行政级别、手下人马以及经费数目,这可不是好现象。比起谈笑风生的社会活动家来,沉默寡言的大学者更难得。校长的责任,首先是发现,其次是鼓励与保护——不管他/她愿不愿意或能不能“领军”。

     

        第七,人文学的崛起更值得期待。中国人在国际学界的发言权,远低于其在经济、军事或政治领域的影响力。说到中国学术的奋起直追,大家主要关注理工科的进展;其实,更值得关切的是中国的人文学及社会科学。有意识形态做“挡箭牌”,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我们的弱项。我甚至认定,若论与国际学术界的差距,更让人扼腕的是人文学。当然,你可以“一剑封喉”,说这是政治立场决定的。不过,有一点你不能不承认——中国人文学者的著述,做得最好的,也基本上只在“中国研究”领域被关注;而我们之所以阅读巴赫金、哈贝马斯等人的著述,并不意味着要转行研究俄国或欧洲文化。

     

        第八,质疑“大师饥渴症”。最近这些年,原清华校长梅贻琦关于“大楼”与“大师”的名言广为传播。于是,国人好像突然间得了大师饥渴症,到处寻找、拼命发掘、制造出许多真假难辨的“大师”来。说句不中听的,只有在极端封闭且缺乏自信的年代,才需要如此造神。眼看这把虚火越烧越旺,我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断言大师其实不太重要。我的基本思路是:学术风气好,不是大师,也能作出一流的成果;学术风气不好,自以为的或被捧成的“大师”,必然迅速陨落(参见陈平原《“学术”谁来“评价”》,《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4期)。

     

        第九,“人才”需要“养育”。由于排名的刺激,各大学都在争抢“院士”或“大师”,而且制定了具体的指标。其实,应该追问的,不是这所大学拥有多少院士或大师,而是这些院士或大师的成果是在哪里取得的。同样争人才,你要的是成果还是虚名?照我看,绝大多数校长要的是人家耀眼的头衔,而不是潜在的学术能力及贡献。钱多的话,四处招兵买马,收集头衔,是可以拿出靓丽的教职员表的。可集合众多功成名就者的元老院,缺乏冲锋陷阵的勇气与动力。看虚名而不重实学,中国大学的这一风气,对年轻学者的茁壮成长十分不利。

     

        第十,看好自家人才。以我的观察,懈怠自家人才,迷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是眼下中国大学的通病。校长的职责,是慧眼识英雄于草莽之中,而不是等人家头戴桂冠,你才来争抢。反过来,对于年轻学者来说,若有合适的工作环境,与大学一起成长,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请来的“大菩萨”,如果对大学没有认同感,短期内固然可以给你加分,但不及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贴心”。看准好苗子,提供人家急需的阳光雨露,这就要求校长们记得毛泽东的诗句“风物长宜放眼量”。或者,借用梁斌长篇小说《红旗谱》里朱老忠的口头禅“出水才看两腿泥”——此话当初过目不忘,多年后方晓得出自明万历年间收集古今格言谚语的《增广贤文》:“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闭眼难见三春景,出水才看两腿泥。莫道举世无知己,有才庸人皆妒嫉。处事何妨真面目,待人总要大肚皮。”在年轻人是期待“知己”,在校长则需要“大肚皮”;而判断决策的对错,同样“出水才看两腿泥”。引入此古老的民间智慧,或许有助于我们洞察当下中国“人才养育”的战略得失。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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