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澳门学到澳门文学

    近年来，澳门学已经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此情境下，澳门文学研究者应该做些什么，就成了我们必然面临的问题。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澳门学显然不仅是澳门历史研究，也不仅是澳门历史、政治、社会、经济研究的集合，它是关于澳门的全部学术的总和。澳门文化、澳门艺术，还有澳门文学，是澳门学学术构成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澳门文学在澳门学的学术构成中，则是异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澳门文学拥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它有能力为汉语新文学和澳门学作出贡献

    尽管澳门文学不像台湾文学、香港文学那样，出现一批杰出的文学家和足以在汉语新文学世界形成巨大影响的作品，但澳门文学在澳门学的语境中，是有价值的事实存在和审美存在。

    相较于大陆以外的台港文学，澳门文学具有自身的优势和结构性特点，对于健全澳门学的学术范式有着不容置疑的作用和价值。澳门是中国乃至整个东方近代化发动较早的区域。16世纪，葡萄牙人进入澳门。随即，澳门成为西方宗教势力进入中国和东亚的通道，成为中华帝国被动向西方文化打开国门的前沿门户。葡萄牙打开澳门通道的主要历史意义在于宗教传播，他们的传教士在澳门受训，由澳门出发，进入日本等地，也进入中国的沿海和内陆，包括最冷僻的城市巷弄和最僻远的乡村民间，甚至进入清室宫廷这样的中华帝国核心部位。

    因此，对澳门历史文化的解读，为中国的近代化和近代历史的解释提供了范式意义上的革命。一般认为，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这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误解；没有西方宗教势力提前300年进入中国，将中国的国门一步步推开，鸦片的进入，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进入，也许就不会是这样的阵势与规模。因此，中国的近代化和中国文学的近代化，中国被动地向西方开放的近代史，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从澳门说起。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记忆，澳门文学无论多简陋、粗糙，都将这样的历史以生动的形态记录下来，以丰满的精神状态得以保鲜。包括早期诗僧结社及其相应的创作，包括清代一些隐居澳门的官员感时忧世之作，澳门文学最早传达出近代化的强烈信息，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注入了最初的活力与资源。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思想巨著，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典籍，而得此思想之激励，郑观应的文学创作在白话化、通俗化方面已与黄遵宪、梁启超等并驾齐驱，他通过文学和诗歌宣传、鼓吹实业，则独步为近代文学的奇观。

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和现代化从澳门发芽，这是澳门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结构意义

    汉语新文学在澳门起步较晚，但也非乏善可陈。一些杰出的新文学家关注澳门，歌咏和描写澳门，给澳门文学提供了特殊的文学言说空间。闻一多的《七子之歌》以拜伦《哀希腊》式的调值唱出对澳门的歌哭，郁达夫的小说《过去》对澳门风物和故事的叙写，都是澳门文学值得珍视的精神和文本遗产。正像清初以及民初各路文人官僚往往选择澳门为避乱、隐居之地，由此产生了一定意义上的文学人才麇集现象，抗日战争期间的澳门同样有过这样的景象。20世纪70年代，相对于大陆和香港而言，澳门在总体上保持着它固有的缓慢步态。于是，相当数量的文学家通过各种渠道寻求在澳门发表作品、出版书籍的机会，在澳门造成了相对于中国大陆和香港文学界而言的“飞地”文学。澳门的汉语新诗还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较早地兴起了现代派诗歌的热潮，其中五月诗社的影响力至今仍在发酵。这一热潮一度对中国诗歌乃至汉语新诗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澳门文学在整个汉语文学界有着独特性和相应的地位，它在澳门学学术框架内有其不可忽略的意义。

    从文化社会学意义上说，澳门是一个容易产生文学想象的神秘之地。从明代杰出文学家汤显祖到葡萄牙伟大诗人贾梅士，都给澳门留下了许多文学想象的空间。虽然现在尚未有足够的材料证明他们确实在澳门从事过写作，但是，澳门的许多文化传说甚至社会传说与他们紧密相关。他们的名字与澳门这块文化宝地建立了神秘而永久的联系。有关他们的文学故事已经成为澳门的一种文化资源。这样的命题需要用历史学的方法不断深究，更吁求着一种文学的和审美的学术处理。

澳门文学的文学和文化生态，为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史研究，乃至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标本

    在文学经典化的意义上，澳门显得平淡无奇。但澳门是一片文化热土，文学写作在这里是一种相当自由的文化行为。几乎没有人以作家和诗人自居，当然更没有人以此为业，于是也很少有人以此希图争名争利，扬名立万。在这里，洛阳纸贵是永远的神话，一夜成名更是难有的奇迹，文学阅读与文学写作既未建立完整自在的市场秩序，也未建立互动自为的文化关注机制。再好的文学都可能无人喝彩，因而再平俗的文学也不会招致严厉的批评。在这样的文化气氛中，营构文学精品成了一种永久的奢侈，贡献一般的作品却不会承受多大的压力。自由地怡情悦性，自得地酬唱交流是文学的常态，也是文学行为的基本构架。这也许是不鼓励，至少不激励文学经典和杰出文人的社会气氛，但却是非常适合于所有人实现或实验文学梦想的文化环境。文学行为和文学成果在这块土地上，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气氛中，就可能使“按需分配”达于自然。这就形成了非常独特，同时也非常珍贵的文学生态。

    长期以来，文学理论只对经典化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运作负责，文学史所热衷的是文化优选法，将富有经典意义的创作现象凸现在文学史学术叙述的平台上。这样的学术努力是需要的，但肯定不是完全的。文学运作一方面需要借助于文化优选法，选择最有价值最有魅力的作品，将其作为一定时代、一定语言、一定文化的典型代表，做学术分析和历史评价；可另一方面，文学需要大多数人甚至全民的参与，不仅仅是接受和阅读环节，也包括写作和发表环节。

    正像澳门虽小，但它是中国版图中不可缺少的一块，澳门文学虽然总体成就不高，世界性影响缺失，但它是中国文学版图，更确切地说是汉语文学世界不可忽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澳门文学的显著特性为外界了解它、研究它提供了可能。澳门的文学市场较为逼仄、狭小，这是影响澳门文学做大做强的主要因素，但异常活跃而且资源丰富的澳门文学出版机制，以及较为正常的澳门文学奖励机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对文学市场的逼仄做出有效的弥补。由此可以断定，澳门文学仍然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美好的发展前景，用王蒙先生为作家出版社《澳门文学丛书》所作总序的话说：澳门文学是“在中华民族文学画卷中颇具代表性”的“有特色、有生命力、可持续发展的文学”。

    （作者为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