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广大而尽精微

●张祖培 （陕西省政府参事室［省文史研究馆］主任、《关学文库》组委会副主任）

    《关学文库》是我国第一部对上起北宋、下迄清末民初，绵延八百余年的关学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的大型丛书，填补了全方位梳理关学学派的历史空白。文库的出版，不仅是陕西文化建设上的重大成果，对全国来讲都是一大贡献，必将成为立意高远、史论结合、内容宏富、特色鲜明的传世精品。

    第一，《文库》的编辑出版是对陕西地域文化进行挖掘和阐发所作的积极尝试。一是将关学学派中代表性学者的著作都收集起来，进行点校、整理、出版，可以预见，势必对关学思想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二是通过《文库》的编撰，我们摸清了陕西文化的家底，有资格、有条件、有能力讲出关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价值意义，从而实现关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第二，《文库》的编辑出版是参事室、文史馆创新工作方式，组织开展有重大影响文化工程的成功范例。编辑出版《文库》，其投入精力之多、涉及面之广、协调任务之重、学术要求之高，在我室（馆）成立60多年历史上尚属首次。为今后进一步做好重大文化精品项目积累了宝贵经验。

●马来 （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关学文库》编委会执行副主任、出品人）

    《关学文库》具有“存亡继绝”的特点，在广泛搜集、深度整理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研究，考镜学术源流，梳理关学精神统绪，使关学的历史面貌和学术价值得到呈现，填补了八百年来关学文献整理和研究的空白。

    一是文献整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本次抢救性整理出版了《南大吉集》《李柏集》《李茵笃集》《韩邦奇集》《牛兆濂集》，首次系统整理出版了《李复集》《王恕集》《薛敬之集》《吕柟集》《杨爵集》《王建常集》《王弘撰集》《李元春集》《贺瑞麟集》，在辑佚完善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张子全书》《李颙集》《关学文献辑校》《刘古愚集》等。同时文献整理达到了应有的深度，在校雠勘误的基础上标点，并对专用名词画线，对文献的广泛使用提供了条件。目前收入《文库》的26部文献涉及关学学人29位，呈现了“条贯秩然”的学人文献统系。

    二是学术研究的开拓性得到体现。以评、传为结构特征的学人思想研究，涉及关学代表性学者十人，与以综合研究为特征的《关学精神论》《关学思想史》《关学学术编年》相结合，初步展示了北宋到清末关学传衍的精神谱系和思想学术特征；梳理了关学自北宋创兴、金元变革低沉、明代融合中兴，清代反思、承传与转型的历史脉络，揭示了关学八百年历史嬗变中，关学学人始终保持以经求理、勇于造道、穷本达源的学术传统，崇礼贵德、经世致用、崇尚节操的精神追求，阐发了关学在中华民族深层精神追求上，所具有的独特精神标识，以及它在我们今天“追根、溯源、找魂”，推进传统优秀文化创新发展中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刘学智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关学文库》总主编）

    《关学文库》文献整理系列共26种，33册，1800万字。我们在做文献编时，遵循学术史研究指导下的文献整理，对每一位学人的著作，始终注意将其与关学学术史紧密结合起来，注意考察其所处关学史上特殊历史时期的思想特征及人文风貌，坚持以“全”“准”“高”为我们的努力方向。所谓“全”，就是尽可能做到“两个齐全”：一是文库中所涉及的关学学人比较全，使重要的关学学人尽可能不被遗漏。为此，我们对冯从吾《关学编》及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关学续编》中所涉及的诸多学人进行了全面筛选，并结合现有存世文献，最后选定了29人的著作进行整理，这些基本上反映出关学史上主体文献的面貌；二是对关学史上一些重要学人个案的文献力求收集齐全，尽可能做到“一书在手，别去他求”。这次整理的《张子全书》是迄今最全的，较之中华书局出版的《张载集》增加10多万字。《蓝田吕氏文集》较之中华书局版《蓝田吕氏遗著辑校》增加了7万多字。《李二曲集》较之中华书局版《二曲集》多出数万字。新整理的《冯从吾集》较之光绪二十二年刻本《冯恭定公集》也多出数万字，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在民间搜集到的。其他如《吕柟集》《韩邦奇集》《马理集》《杨爵集》《李柏集》《牛兆濂集》等，不仅是目前收集资料最为齐全的，且绝大多数都是首次与读者见面。所谓“准”，就是在文字校勘、标点断句等方面力求做到准确，努力把错误降到最少。当然限于编校者的水平和经验，其错误也会有的，我们将努力去完善它。所谓“高”，就是力求高标准，严要求，遵循古籍整理的传统做法，采用繁体字、竖排版，并对专用名词做下画线的处理。我们努力的目标，是使文献整理系列成为深度的古籍整理。

●方光华 （西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关学文库》总主编）

    《关学文库》研究系列共14种，约500万字。其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首先，关学是理学最重要的奠基者。文库认为，张载建立的“性道合一、学政不二”的理论模式，为理学建立起牢固的根基，彰显出理学的精神境界。其次，关学推动了洛学的升华。文库认为，从张载与二程的学术交往来看，张载思想具有自主性和系统性，是张载主导了讨论的主题，将其最有心得体会的观点就正于同好。另外张载的弟子吕大临对二程学说的升华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第三，关学对朱子学有所匡正，对王学有所发展。文库认为，韩邦奇由推阐朱蔡反归横渠，已经指出如果不对理学中张载的思想因素引起足够的重视，理学的发展将遇到与事功脱节的困境。吕柟虽出自以朱子为宗的河东薛瑄，但是他在理气观、工夫论等方面都有独立的思考。关学较早地接触到理学有朝心学发展的可能性。南大吉等在心学形成中起过主要作用。第四，关学对理学的反思有其特色。文库认为，以李颙、李因笃、李柏、王弘撰为代表的关学学人，在明清之际对理学思潮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关于理学发展的判断。既有基于朱学与心学的反思，还有基于经学和性灵的反思，体现出多样性反思的特色。第五，关学的近代转型颇有建树。文库认为，刘古愚在陕西积极开展救亡活动，创立维新团体“复邠学会”，出版严复《天演论》和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论著，派弟子北上京都、南下上海与维新志士互通声气。在变法失败后隐居烟霞洞期间，他还对西方政治学说进行了研究，并提出适合近代教育的一套教育体制。关学从此开始新的转型。第六，关学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文库认为，关学的基本特点是既有深邃的理论，又重视实用。躬行礼教，学风朴质是关学的显著特征。关学学者大都注意砥砺操行，大多不主一家，具有比较宽广的学术胸怀，能够因时而化，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

●林乐昌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在张载的思想文化遗产中，能为中华民族留下永久记忆的有三个方面：第一，“尊礼贵德”的人文价值。张载的伦理学，由礼论和德论构成。礼论，属于“规范伦理”；德论，属于“德性伦理”。由“礼”和“仁”“孝”构成的道德价值系统，是奠定社会秩序的精神基础。“仁”“孝”作为德性伦理原则，在张载《西铭》中表现得最充分，其新意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提出“民胞物与”的理念，扩大了“仁”的实践范围；二是使孝行兼具敬畏天地的意涵，成为信仰的一个重要维度，扩大了“孝”的实践范围；三是突破了早期儒家强调差等的仁爱观，谋求平等之爱。第二，“横渠四句”的太平理念。第一句“为天地立心”的“心”，应指人的道德精神价值，即社会需要确立以“礼”和“仁”“孝”为核心的道德价值系统。第二句“为生民立命”，是把天下的民众视作命运共同体，用上一句的道德价值作为民众安身立命的依据，使他们据以掌握自己的命运。第三句“为往圣继绝学”。张载为挽救“学绝道丧”的局面，担负起传承孔孟“绝学”的历史使命。第四句“为万世开太平”。北宋时期欧阳修、范仲淹等曾提出“致太平”的方略。张载不仅关注眼下的社会秩序，而且还以更深邃的视野表达了对未来的关切。“为万世开太平”，是影响至今的中国和平理念。第三，“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钱穆晚年深信“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重大贡献。张载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界定了“天人合一”命题，并从提升精神境界的角度提出了实现“天人合一”的途径。同时他还强调“本天道为用”，而这需要经由个人修养的实践、社会治理的实践和人类参与自然生成过程的实践等多种途径。

●王美凤 （西安文理学院教授）

    我参与了《关学文库》中三部著作的整理点校与研究工作。《关学史文献辑校》一书对散见于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的关学学术史重要文献加以全面系统地整理汇集，将关学史的主要脉络与主干文献融为一体，将学术史的研究方法应用到关学学术史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关学学术编年》从时、空两个维度对关学历史传承与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梳理与研究，以系年的形式，再现关学学人学术活动及其理论著作等，成为国内首部系统梳理关学学术思想发展的编年体著作。《牛兆濂集》也是第一部关于关中大儒牛兆濂的文献整理，书中收集的牛兆濂部分诗文、答问以及家书、生平事略、年谱等资料来自民间，面对残缺不全、字迹模糊难辨的手抄本和稿本，常有“最难不过点古书”之叹。纵然如此，我却乐在其中。可以说整理的过程，也是我学习成长的过程。记得一天深夜拜读冯从吾的著作，为他艰苦力学、以身践道的高尚情操所感动，为他坚持正义、不畏权贵的风骨所震撼。渐渐地，关学学人的精神情操、风骨气节成了我前进的巨大推力，才使我与合作者们如期完成了三部著作的整理研究任务，对关学精神有了更多真切的感悟与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