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有一个名为《酌彼金罍》的湖南出土青铜器精粹展。笔者认为最值得看的,还是那件精美的青铜象尊。
这件青铜象尊是1975年湖南醴陵县的一位农民在山上植树时挖出的。象尊出土时呈碧绿色,器形小巧精致,造型生动写实,极富艺术感染力。
早在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中就收录有一件模仿象的形态制作的青铜酒器,名之为象尊。目前全世界最著名的象尊只有三件,一件在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是镇馆之宝,与湖南出土的这件在工艺及装饰风格上极其相似,几乎就是双胞胎。还有一件现收藏于美国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
在商周时,人们对于大象是非常熟悉的,大象还活跃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很多北方的小孩儿来说,这个庞大又温顺的动物,似乎只能在动物园见到。也许很难想象,它们曾在北京乃至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广泛出没。
提到大象,我们主要指的是非洲象与亚洲象两类。亚洲象目前主要生存在南亚和东南亚,但在历史上,它在中国的北方,在黄河流域是广泛分布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人类活动的压力及气候变迁的原因,大象的分布范围一再后退,由黄河流域而长江流域,由江南而岭南,目前仅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有少量野生大象的踪迹。
英国环境史教授伊懋可的大作——《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中国的环境变化的。而我们通过考古就可以印证这样的退却。
亚洲象的种类繁多,大约有30种之多,以剑牙齿象为例,从甘肃的天水到河北的保定,从湖北的丹江口到四川的南充,都出土了大量的古象化石。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遗址,曾发现多件象牙制品,无论是象牙匕还是象牙梳,都能说明古人与大象之间的关系。6000年前的山东大汶口人则喜欢把象牙做成筒和琮。
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自然必须从甲骨文谈起。甲骨文里是有“象”字的,而且罗振玉等人认为,甲骨文里的“爲”字,从爪从象,意思便是古人役象以助劳,认为商人驯服大象在驯服牛马之前。河南省简称“豫”,大家认为就是一幅人牵大象的象形画。武丁卜辞有捕获野象的记载:“今夕甚雨,获象。”卜辞中曾有一次狩猎获象10头的记载。一次就捕获10头象,可见当时野象的数量是相当多的,而当时的中原地区还是热带、亚热带气候,水草茂盛,有象群生殖繁衍。
《吕氏春秋》记载,“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立三象”。这表明,周代初期中原地区还有象,同时谈到了“商人服象”的事情。“服象”就是驯服野象,商人服象用于运输、祭祀、表演与战争。
但到战国末年时,思想家韩非子却有了这样的议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所以,“想象”这个词的意思其实很直接,也许就是当年老人们给孩子们讲自己曾经驯服大象时,孩子们根本无法将之与现实生活中的动物相对应,只能去“想象”了。所以晚至战国后期,黄河一带的大象已经绝迹,“商人服象”已成传说。
在《诗经》里有过这样的句子:“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这说明,当时淮河流域还是有大象的,所以贡品才有象牙。汉代时的《淮南子》中也提到,长江流域,“地宜稻,多兕象”,那时的南方不但有犀牛,还有大象。
2001年时,在金沙遗址出土了千余根象牙,引起考古界的极大关注。在史前遗址中,时常有象牙艺术品出土,却很少可以见到完整的、没有经过加工的象牙。而金沙遗址,除了有象牙雕刻出土外,更多的是完整的象牙。同样在另一个重要的遗址三星堆,也出土了完整的未加工的象牙百余根。千余根象牙应当取自至少五百多头亚洲象,这足以组成一个庞大的象群,成都平原根本不产象的观点遭到了质疑。其实在古人写的一些书中,成都平原也是有象生存过的,比如《山海经》说岷山地区,“其兽多犀象”。而在《国语》中也有“巴浦之犀牦兕象,其可尽乎”的记载,巴浦,应该指的就是益州,成都地区。
大象繁殖缓慢,通常孕育一头幼崽需要一年零八个月。因此,不太容易适应环境的变化。森林的砍伐,大量的土地被开辟为耕地,当然还有人类对于大象的猎杀,对于象牙的偏好,都导致了大象的退守。好在它们有能力迁徙,可以不断地从一个水草丰美森林蔽日的流域迁徙到另一个流域。其实人与老虎等其他动物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大象是它们最有旗帜性的代表罢了。
(杨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