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动快门为劳动者喝彩

    握笔写文章，拍照走四方。这是徐冶同志平素喜欢说的话，也是他一生所钟爱的工作和生活。在30多年的摄影生涯中，他总是不知疲倦地行进在远方的路上，将自己手中的镜头对准劳动中的人民以及他们生存的那片土地。在他眼里，山乡田野，万物生长，是真正的人生场景。        

    还在很多年以前，他就几乎走遍了祖国西南的各个省区，云南的129个县市（区），他去过120个。“时代得有记录，西部要有声音。”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催他不断远行。他常常夜宿边寨山村，尽管那里连“去个厕所都要上坡下坎，清早拍村民出工干活也要爬高上低”。他喜欢乡间早晨特有的气息和动静，“鸡叫狗叫，山村又一天”。天还没亮，他就兴奋地拿起相机出发了。

    他曾经说过，行走在高原田野，摄影镜头跟着民歌就能发现无限的美丽，劳作的场景会让图片串起乡土芬芳，按动快门也就是为山民的劳动而喝彩。他的作品多以劳动为题材或直接以“劳动”命名，如《劳动归来米茶香》《劳动的美是圣洁的》《春播红土地》《晒谷场上的银河天际》《谷种由此代代相传》《笑脸跟着艰辛走》《骑着毛驴去放牧》《拉萨的第一批三轮车夫》等。即使是遇到一个难得的机会走出国门，他依然会把镜头对准劳动者和乡野生活。在出访突尼斯、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期间，他拍摄了《撑杆出海的海豚湾渔民》《放牧在东非大裂谷》《丰收盛满车》《埃塞俄比亚沙拉湖的渔民分配鲜鱼》《乡间学堂》等一系列反映异国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

    作为光明日报摄影美术部主任，本来他是最有条件出现在各种令摄影者向往的场合、拍下各种历史性画面的人，可他却把这样的机会留给了同事，自己仍然像早年在昆明时那样，三天两头地往乡下跑。他说：“人的活动半径扩展着思维的空间，而我的步履所至大多在边寨山村，蛰居一隅的生活让人安于坐井观天的局限。”

    他喜欢田野，眷恋乡村，更热爱那里的人民。他最新的一本摄影著作就定名为《远去的田野》。他欣赏卡帕的原则“不拍没有农民的田野”，并努力付诸实践。在他的镜头中，“人潮与庄稼共沐春光下，仿佛注入了新的精气神”。在观看年轻记者走基层拍回的照片时，我经常听到他问：“人呢？人在哪里？”他很喜欢毛泽东《七律·到韶山》中的诗句“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在他看来，在“稻菽千重浪”的壮阔画面上，是一定要有英雄的劳动者在其中的。“踏访田野，看农户秋收，似遍地英雄下夕烟”，这是他经常的采访实践，也是他源自内心的深切感受。

    他拍摄的照片内蕴丰富，有文化，有历史，有诗意，有哲思，有情怀，有神韵。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摄影的特点，我想那应该属于心灵的投影。他说过，在家门口的路上，有的人用脚走过，有的人用心在走；在完成一幅作品时，路途的跋涉是必要的，但心路的跋涉更为重要，更为辉煌；心靠近了，镜头才能接近，作品才出得来。

    我在中华读书报工作的时候，曾经跟着他和他的朋友范建华先生走过一趟云南。在中缅边境的一家书店采访时，看到他的几本摄影著作摆放在书架上，不禁心生敬佩。那时，他拿着那台简单的佳能G11，走到哪儿拍到哪儿。同去的一些人也拿着一样的相机，看到他拍下的照片好，便赶紧往回跑，跑到他站过的位置，找到他拍过的角度，可风已不是那阵风，云已不是那片云，人也不是那个表情了。

    跟他一起出去的人，身体如果不够强健，通常会觉得很累。他不喜欢走马观花，看那些浮在表面的东西，有时会不顾情面地把人家的安排推翻，另起炉灶。即使是行走在城市的大街上，他也会抓住机会穿越繁华，往高楼背后的小巷里一钻，看到做手工艺品的、演小戏的、卖蔬果豆粉的和铁匠铺子裁缝店等民生百态，他和他的相机便立时忙碌起来。

    他多次提出，百姓平实的生活最值得关注，也最难拍摄，没有事件作背景，没有问题作考量，凭的是摄影师眼光的发现，凭的是摄影师艺术的表现，平淡中见真功夫，一景一物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他经常提醒摄影美术部的同志，每到一地一定要融入当地百姓的生活，面对采访对象要不断地对自己说，近些，近些，再近些。“拍得不好，因为你离得不近”，这句名言带给他诸多启示。他认为，这指的不是一个地理上的距离，也不是镜头和拍摄者之间的距离，而是文化认同的距离。

    他心里总是装着受访群众。有一次，他看到一篇摄影报道中写着“当地人说”，就嘱咐记者把人家的名字加上，“当地人是谁？人家不能白给我们做介绍啊。”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他对年轻同志说，采访的时候给谁拍了照片，一定要把人家的姓名地址记下来，遇到不会写字的老年人就把他们的身份证拍下来，回来后按照上面的姓名地址尽快把照片给人家寄去。有时过完春节返回山寨，他还会带上一袋面粉给从未见过饺子的山民。

    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不为名缰利锁所羁，不为权力地位所惑，也不喜欢聚光灯下的生活。一个以提问为职业的人，却不习惯面对记者的问题；一个镜头常伴左右的人，却会紧张于记者的拍摄。面对电视台的采访，他说：“坐在这里并不轻松，对着镜头、灯光、话筒。的确，当我走在乡间，坐在农民家中，就自然轻松多了。”

    在朋友们眼中，他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看到年轻人用网络语言写出的时尚搞笑文字，他也不会觉得轻浅，反倒时常予以鼓励和转发。而细品他的文字，就会发现他严肃和严谨的一面。从只有几十字的图片说明，到上千字的文章或报道，他都会写得凝练、精致，充满人文情怀、学术意蕴和生活气息。参加工作以来，在相机很少离手的情况下，他竟然奇迹般地记满了300多个采访本，这些采访本中的一部分现在就收藏在他昆明家中的箱子内。

    对于摄影，他始终处在且行且思考的过程之中。到贵州采访时，他说，拍摄贵州不单纯是要走过表面上的山岭距离，而应该从社会意义中去体验和感受这块土地与人的关系，不用安排，无须导演，一切都是活生生的。到西藏采访时，他说，串起一户户普通人家和一张张鲜明面孔，等于穿行在西藏的历史和现实间，尤其是知晓了人们遇到什么事情后会痛苦或高兴，那么就捉摸到了高原的脉跳。到青海采访时，他说，这里山水相依，村寨相遥，每一个题材都有其个性，新的专题有待串联，更需要以时代的眼光去打量和发现，在不断的探索中展示一个青海的新面孔。

    “树长高就要掉叶子！”他曾经引用哈尼族老人的这句话来说明摄影人取得成就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艰难的采访途中，他几经生死考验。采访西南丝绸之路时车轮飞出差点翻车；独龙江之行随马帮过栈道险些掉落怒江；寻访“马可·波罗足迹”时接连遭遇地震和车祸；还曾经昏倒在海拔近4000米的高原上。车翻了，找人帮着抬过来继续前行；人昏迷了，醒过来吐出一口气继续跋涉。  

    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有再醒来。在从重庆采访回来的当晚，他永远地睡了。是的，他太累了。从此以后，不会再听到他亲切的话语，不会再听到他爽朗的笑声。他走的时候没有留下什么话，他所要对我们说的一切都在他的作品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