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与“学中国”

    初冬的上海细雨绵绵，正在此间进行的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仍然汇聚了全球200多位专家学者。本届论坛以“中国改革，世界机遇”为主题，契合了世界对中国发展现实的关注和学习热忱。

    中国学是关于中国的学问，与历史悠久的汉学各有治学侧重。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是汉学经久不衰的根本，中国和平发展的坚实成就是中国学方兴未艾之源。这是与会专家的普遍感受。当下，整个世界都在研究中国，众多渴望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发展中国家更有意学习中国。中国并无意愿对外推广自己的发展模式，但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尝试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和政治体制之后，现在更愿意从中国的发展经验中汲取营养。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看来，“国家之间的互相学习，是为了成功而不是为了失败”。学中国，正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一次次“被动学习”或“邯郸学步”之后的自主选择。郑永年指出，相比于西方关注的“世界秩序的混乱”，更麻烦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国内秩序的无政府状态。比如欧洲的难民潮，表面上是叙利亚、利比亚等西亚、北非国家国内政治经济困境使然，其深层原因则是西方国家通过“颜色革命”等途径，让这些国家“被动学习”所谓的民主、自由。西方国家盲目推行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甚至强制其他国家学习西方模式，推翻其好端端的政权，却没有出现所谓的民主盛景。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乌托邦式想法，简单照抄照搬西方方式，也是很失败的。

    郑永年认为，中国最值得学习的正是其自主学习的精神。“凡是成功的国家都是以自己为主体向其他国家学习，闭关自守不学习会失败，被强制学习会失败，机械照抄照搬地学习，也会失败”。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学习是中国文明最核心、最本质的元素，个人层面如此，国家层面亦如此。郑永年说，从秦汉到唐宋再到现今的中国，中国一直是学习型文明，中国的文明通过学习而来，其最大特征就是包容性。在学习之初，中国可能对其他文明有一些怀疑甚至恐惧，但慢慢地，中国文明变得非常自信，最后通过学习吸收消化其他文明成果，使得自己的文明更强大，这也是中国文明几千年一直未曾中断的原因。

    中国从来主张“互学互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尤其如此。历史上，周边国家地区自觉地学习中国，造就了东亚地区的儒家文明圈。近代以来，西方文明转为主导地位。从清末到民初，中国学习西方，但一直未能走出贫穷和战乱，直到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道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学习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更成为一个学习型国家。中国不仅向美国这样的大国学习，也向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学习。同时，中国也吸取了苏联、东欧剧变的惨痛教训。

    和而不同，是中国推崇的学习境界。郑永年说，中国现在的经济体制包容了很多西方元素，但是中国经济体制绝不会成为西方体制。西方近代以来的经济体制永远是资本主导的，而今天的中国“混合经济”实现了不同所有制、不同类型企业的共存，是一种“和而不同”。

    学然后知不足。中国在互学互鉴中去粗取精，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郑永年指出，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一些西方国家政府的债务超过了GDP，利率趋向于零，这意味着财政、货币杠杆失效，因此迟迟走不出低谷。反观中国，不仅有有效的财政、货币政策，还有国有企业这样一个很大的经济杠杆。西方学者可能对国有企业有不同的看法，但中国从汉代以来一直就有国有企业，对政府来说，国有企业是经济管理重要的杠杆。在政治体制上，中国同样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元素，但中国绝不会成为西方式的民主。中国不拒绝民主，但中国有几千年的“贤能政治”传统，不会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

    历史上，欧美国家的学习精神可圈可点，否则无以成就今日的发达程度。在郑永年看来，欧美国家的学习能力如今正受到国家体制的局限。比如，对于金融危机，一些欧洲国家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也知道如何解决问题，却不能选出有效的政府。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学会了如何不学习”，这阻碍了欧美国家的发展。正如美国学者福山所言，西方国家的民主（DEMOCRACY）已经变成了VETOCRACY（英文“否决”与“民主”的混合）。在朝野互否的政治体制现实下，任何国家都难以迈出学习改善的步伐。

    郑永年说，中国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确实达到了文明自信、道路自信，无论是在国家秩序、区域秩序和全球秩序建设上都表现出了自主。“我们现在研究中国学，‘学’字很重要。希望大家研究中国到底是如何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成功国家的。”    

    （本报上海11月21日电 本报记者 余晓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