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孝德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以虞舜孝感动天为源头、曹娥投江寻父为主要标志的上虞孝德文化，迄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与其他地域相比，上虞孝德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一是孝与德的高度融合。孝为德之首，但广义的德还应包括政治品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孝与广义之德的高度融合，成为上虞孝德人物的共有特征。虞舜“德圣”除了体现在孝以外，还体现在他大公无私、举贤任能、立纲立法、以德化人等方面。26岁中进士，官至吏部、户部尚书的倪元璐，在任期间曾7次上疏崇祯要求辞官返乡侍奉老母，当面临明王朝灭亡时，他舍生取义，毅然自尽，谱写了一曲忠君践德的赞歌。一代廉臣孟尝在家乡任郡吏之时，曾历尽艰辛为冤死的孝媳包娥平冤昭雪。他任合浦太守后清廉为民，除弊兴业，终使“合浦珠还”。此中间为孝妇平冤昭雪的弘孝之为与“合浦珠还”的为官政德，岂无内在的必然。

    二是生命色彩尤为强烈。投江救父的孝女曹娥自不必说，明代时8岁的孝女诸娥，父亲受到诬陷被判死刑，两个哥哥为父申辩亦受牵连要问斩。诸娥上京城为父兄申冤，按当时规定，在大堂上爬钉板递状子。父亲和哥哥因此被无罪释放，而受了重伤的诸娥，不久便死了。类似诸娥这样在生与死等极端状态考验下喷发出的舍生取义的凛然和壮烈的行为，在上虞孝德人物中绝非个例。挡刃护祖的朱娥、救父而亡的姚镗、冒死护父骸的杜云、孝感猛虎的闻思严，以及取肝救母的俞正仪等等，无不如此。因为有了这些情感和生命色彩尤为强烈的孝举孝行，上虞孝德文化与其他地域相比，更具震撼力，也更富形象力与教化作用。

    三是孝德与善行并举。元代上虞有个姚天祥官至江淮提举，他不但是个大孝子而且善待乡邻。弃官经商致畗后，他在办义学、置义仓、设“惠药局”的同时，还在自家门口建造“望烟楼”，每天早晨登楼向四处观望，发现村子里没有炊烟升起的地方，便知道那里的人家断了粮，即拿出家中的粮食送去接济。民国时期曾任上海银行商业同业公会理事的上虞人裴正庸和妻子罗德琴是闻名乡里的孝子孝媳，裴母去世后，裴正庸夫妇特地在母亲墓旁建了一座忆母楼以光扬母亲恩德。裴正庸夫妇又历时数年捐资兴建本乡“时化小学”以造福“桑梓”。从捐造浙东海塘的连仲愚、赈灾湖广的经元善、捐资创办春晖中学的陈春澜到获2015年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的著名爱乡楷模张杰，众多上虞的孝德人物传承着虞舜厚德载物、以德化人的入世精神和儒家的文化思想，将对家庭、长辈的孝，扩展到“桑梓”和社会。这样的孝德与善行并举，作为上虞孝德文化的又一鲜明特质，让世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