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史话有裨世道人心

    伴随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国务院已经批准并颁布了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有不少是古籍要籍，且版本十分珍贵，值得大书特书。撰写论文，阐释它们所传承的文化价值，固是一种常规的做法，但其受众究竟还在学界，社会大众仍是难以问津。怎么才能将这些珍贵典籍向更广泛的社会大众传扬，使他们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知识，心生雅意，陶冶性情，升华文明，始终是需要我们图书馆工作者探寻解决的问题。珍贵典籍史话选题的提出，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是个睿智的策划。

    对珍贵典籍产生浓厚兴趣，进而能够鉴赏、玩味、品评，并写下批校题跋、钤盖闲章雅印者，历史上不乏其人。清乾嘉时期的周春，为得到张燕昌手中宋淳祐刻本《陶靖节诗注》，不惜巧取豪夺，用叶玄卿手制“梦笔生花”大墨以易之。此墨重达一斤，价值百金亦如此数。得此书后，将之与已有宋版《礼书》合藏一处，颜之曰“礼陶斋”。从此秘不示人，并说死后也要随葬。周春费尽心机搭建起来的“礼陶斋”，不久便因《礼书》的失去而坍塌了一半。周春不得已卖掉《礼书》，虽然也很伤心，但由于尚有《陶靖节先生诗注》在，并未动以真情，只是将“礼陶斋”改称为“宝陶斋”而已。嘉庆十三年（1808）夏秋之交，书贾吴东白到海宁周宅求购陶诗。周春无心出让，便大胆抬高其价，妄图以超乎寻常的价格吓走书贾，因而狂言索价三十二番，并说要身怀此数，立即付款，不能反悔。岂料，吴氏有备而来，势在必得，听后立即如数交款，弄得周春瞠目结舌，又不好食言，只得极不情愿地将书卖与书贾吴东白。书去之日，周氏泣下数行，十分痛心，不得已，又将“宝陶斋”更名为“梦陶斋”。

    黄丕烈考进士不第，政府为之大挑一等，派他去做知县。他却不看重此官，反在吴中旁搜博采，犹注重宋版书的搜藏，并终日丹黄手校，写下批校题跋，自号“佞宋主人”。黄丕烈原已购藏宋版《陶渊明集》，但得陇望蜀，更想购藏宋刻《陶靖节先生诗注》，使之两相匹配，以惬己心。嘉庆十三年（1808）夏秋之交，黄氏听说有一位叫吴东白的书贾已购得此书，并打算来吴门出售，可是久等未来。后接嘉兴朋友来信，说有此书可以出让，黄出四十金，未能成交，遂被浙江海宁硖石人蒋梦华购去，心中怏怏，但也无可奈何。翌年夏，又有朋友名吴子修者来吴门约见黄丕烈，黄氏欣然往见。吴子修则出示所携之书，汤注《陶诗》就在其中，遂问其所由来。吴子修则答曰来自硖石蒋梦华，并说可以商量交易。黄因而先请求将书借归，然后再商议价钱。经过几个月的讨价还价，到这一年的中秋，黄氏终以百两白银之值将书买了下来。并说：“此余佞宋之心固结而不可解者，后人视之毋乃讪笑乎！”这一年黄氏四十七岁，不胜欢喜，因重葺所居，名之曰“陶陶室”，宝贮其来之不易的宋刻两陶集。

    翁方纲，因藏有宋施宿淮东仓司刊本施、顾《注苏诗》中的苏轼《和陶诗》，每到苏轼生日，便邀请他的同道好友毕集苏斋，鉴赏此书，并赋诗题赞，借以祭奠大宋第一才子苏轼。此种活动，一连举办多年。这些人表现出来的是爱书如命，实际则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他们爱其书，更敬其人。他们景仰陶渊明的品格，同情苏轼的遭遇，赞许苏东坡的才气。如此的书林佳话，若是能以史话的形式生动活泼地走出象牙塔，传扬给社会公众，岂不有裨世道人心！（作者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