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哲学视野中的“工程4.0”

    在工程哲学的视野下，与实证地把握世界的科学、技术相比较，现代工程逐渐由后台的“隐”走到前台的“显”，21世纪必将是工程的时代。但未来工程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单纯资本逻辑下追逐效用和效益的工程范式。如果整体地说当代尚处于“工程3.0”阶段的话，那么，随着即将来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4.0”（［德］乌尔里希·森德勒：《工业4.0——即将来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的出场，“工程4.0”必将成为21世纪工程的新形态。这是由工业与工程的内在关系决定的，因为“工业就是工程的集聚”（中国工程院院士殷瑞钰语）。所以，面对“工业4.0”这一不可阻挡的趋势，作为工程大国的中国，只能努力超越片面效用主导的“工程3.0”，而走向伦理优先的“工程4.0”。这就使诠释“工程4.0”的工作变得不可悬置。

    从1.0到4.0：一般工程形态的演化

    回望人类的工程足迹，不难发现，工程始终处于运动、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有机、进化的特征。尽管每一行业的工程都有其演进历程和特殊性，但大尺度地看，人类工程演化又总是拥有某种规律性，按照现象学的还原，可以将其展开的逻辑概括为：前工业社会（前现代）顺应自然的“自在工程”，工业社会（现代）宰制自然的“自为工程”，后工业社会（后现代）寻求与自然和解的“自在自为的工程”。它们分别成就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并推动人类走向生态文明（参见拙著：《历史与实践——工程生存论引论》，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

    不只如此，我们还可以从工程与技术关系的角度进一步区分人类一般的工程形态，即（1）依附于技术，弱小或作为生活替补的“工程1.0”，这是工程刚刚出场的形态。（2）试图与技术区别开来，却被看成是技术应用或延伸的工程，技术对工程还起着主导作用，属于技术化工程观下的“自知”的“工程2.0”阶段。（3）把一切都纳入到工程中去，凸显出效用、效益优先的原则，并强调工程选择技术而不是单纯的应用技术，进而从技术背后走到了前台，这就是由“隐”到“显”而“自大”的当代“工程3.0”。（4）随着“工业4.0”的出场，回归生活世界的价值取向，使得技术的个性化追求将成为现实，工程不再单纯考虑技术的因素，还关注工程的人文向度，如伦理、审美的非技术维度，顾及与工程相关的各种因素，包容他者，强调伦理优先，是“全向工程”，更是有反思且“自觉”的“工程4.0”。

    显然，这两种一般的工程演化形态的表达式，即“自在的工程”➝“自为的工程”➝“自在自为的工程”，与“工程1.0”➝“工程2.0”➝“工程3.0”➝“工程4.0”具有内在一致性。刚出场的“工程1.0”属于“自在的工程”阶段，往往顺应自然；“工程2.0”和“工程3.0”属于现代工程由“自知”到“自主”的“自为工程”之两个前后相继的不同样式，有宰制与征服自然的欲求；而“工程4.0”则属于“自由”的反思工程，自觉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

    处境化提升：近现代中国工程形态之疾变

    前述一般的工程形态演化与原发性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工程道路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时间上都具有更多的一致性。根本说来，是工程辩证法使得这种一致性——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成为可能。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历史进入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在资本全球化的逻辑下被动卷入现代化运动中来，其展现的现代性具有后发性和跟随性，同时也有时空上的特殊性，而其直接的承载者就是1840年以来的近现代工程。中国近现代工程的演化可以说仅仅用一个半世纪以上的时间，却经历了西方数百年工程演化的全过程，展现出一般的工程形态的全部样态。因此，它是时空压缩处境下一般工程形态的迅速运演与生成。

    当代中国工程经历了发生发展的不同时期：（1）1840年至清末，洋务运动所倡导的器物层面的变革，表现为技术工程观的“工程1.0”。（2）民国时期到新中国初期，对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向往与追赶，而导致现代工程意识和意志的增强，呈现出“自主工程观”的“工程2.0”样态。（3）改革开放至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前，掀起了全方位的工程建设高潮，表现出工程的强势，即“自为工程观”的“工程3.0”。（4）从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到党中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来，中国工程再一次面临转型——走向“自在自为工程观”或“反思的工程观”的“工程4.0”的新契机。

    如何把握这一新契机，自觉超越“工程3.0”而步入“工程4.0”显得尤为迫切。因为，一方面这种新形态或新范式的工程放弃主客二元的对立思维，注重主体间性的互动与互释，使其具有包容性、反思性和伦理优先的原则，不再把消费者、社会公众和环境看成是外部的对象，而由外部关系转向内部关系，充分考虑以往作为对立的“他者”之利益和需求，这将有助于改善工程方式和生活方式，而自觉构建生态文明；另一方面，“走向工程4.0”也是面对发达国家推进“工业4.0”、发展“信息物理系统”“大数据”等技术而做出的积极回应和迎接新工业革命的一种必要选择。

    正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智能维护系统产学合作中心的创始人李杰主任所看到的：所谓“工业4.0”，就是德国政府和工业界定义的制造业的未来蓝图，认为18世纪机械制造设备的引入标志着“工业1.0”时代，20世纪初的电气化与自动化标志着“工业2.0”时代，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信息化标志着“工业3.0”时代，现在，人类正在进入“工业4.0”时代，即实体物理世界和虚拟网络世界融合的时代，信息物理系统是新一代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

    显然，从“工业1.0”到“工业4.0”的工业形态演进脉络与前述的工程形态演化的逻辑具有根本一致性，只是工业形态的区分标准以核心技术的更替为依据，而工程形态的变迁不但考虑技术因素，还考虑非技术的人文与社会因素，特别是伦理之维。正是考虑到工业与工程演进的同步性，“工业4.0”时代的到来必将吁求“工程4.0”在场。

    伦理优先性：塑造“工程4.0”的关键

    如何走向并塑造“工程4.0”，关键在于工程共同体自觉选择并坚持工程的伦理优先原则，这也是工业4.0的内在要求。

    因为工业4.0与之前的工业形态的根本区别在于：不再以制造端的生产力需求为起点，而是将用户需求作为整个产业链的出发点；不再是从生产端（上游）向消费端（下游）的推动模式，而是从用户端的价值需求出发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并以此作为共同目标，使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实现协同优化。其三个支撑点是：（1）制造本身的价值化，不仅是做好产品，还要将生产中的浪费降到最低，实现设计、制造过程与用户需求相匹配；（2）在原有自动化的基础上实现系统的“自省”功能；（3）在整个制造过程中实现零故障、零隐患、零意外、零污染，这就是制造系统的最高境界（［美］李杰：《工业大数据——工业4.0时代的工业转型与价值创造》，邱伯华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

    可见，“工业4.0”自身是拥有伦理配置、观念配置的自省和自律的综合体。与“工业4.0”相对应，“工程4.0”必然是充分关注自然、环境、能源、物流和人流限度与约束条件，自觉赢获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自觉选择伦理优先的原则，是有反思的自我规范的“自觉”工程。

    因此，基于工程本性与工程演进方式的现象学探明，按照从工程到伦理的工程伦理学研究进路，“工程4.0”对工程实践自身提出了高境界的伦理要求，必将型塑以美德伦理为主导的，以规范伦理为根本、以效用伦理为基础的工程伦理形态。这种“工程4.0”的伦理优先原则，是构成“自省”的“工业4.0”的核心价值追求与工业境界的关键和保障。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而非以往单纯的技术革命的考量，才能理解那些扑面而来的语词，如“信息物理系统”“物联网”“大数据”“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3D打印”等的真实意义与伦理约束，才能说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在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推动人类步入新文明。

    同时，这也昭示出，对当代中国工程实践的伦理形态学研究，不能不首先展示中国工程形态与特性，唯有依托工程形态与伦理形态的互动互释与互镜，才能建构中国语境下的工程伦理形态学。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