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卫：打动观众的一定是真善美

    她曾是北京郊区房山师范学校的老师，在简单平静的日子里，从没忘记自己的梦想；她是用心笔耕耘的编剧，多次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及中国长春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本期“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文艺名家讲故事”栏目邀请著名电影编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主任苏小卫讲了几个小故事。

    作品越接近人物本身才能越接近观众

    我写电影《赢家》缘起天津田径运动员孙长亭的一场报告会。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孙长亭受伤失去了左腿，但他没有躺在军功簿上享受国家抚恤，而是刻苦锻炼，成为一名出色的田径运动员。他共获得了5枚金牌并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虽然命运对他很残酷，但他在讲述经历时，却带着一份儿轻松，那种坦然与坚定深深地打动了我。创作，就是要写这种牵动人心的东西。

    我出发去天津找孙长亭。那天下着大雪，我坐长途车到了天津。当时，孙长亭在经营一个假肢公司，我跟他的员工们聊天，大家抱怨他经常不要钱就给人家装了假肢。我向他求证，他说：“有妈妈带着儿子来了，提着一兜馒头，他们没钱，我怎么忍心拒绝？”

    与孙长亭的沟通中，他最常说的两个字就是——不服。残疾了，难道就不行了？残疾人也能有自己的事业和梦想。回京后我便开始了创作。在创作过程中，我在犹豫，如果这个剧本还像通常写模范人物的套路一样，写主人公如何训练、如何吃苦、如何遇到挫折不放弃，就离观众有些遥远，因为孙长亭的经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同身受。于是，我决定不完全按照孙长亭的成长经历叙述，而是选取一些故事点，再加上一些戏剧特有的矛盾冲突，最终写出了《赢家》。结果，这一人物形象得到了观众的普遍认同。

    真实的生活永远大于编剧的想象

    刚开始接到影片《沂蒙六姐妹》编剧任务时，我是推辞的。因为我对过去的事情不了解，但王坪导演再三邀请，我便硬着头皮接了下来。写完以后，心里有点虚，因为仅从网上了解了一些背景资料就写了剧本。王导看完剧本后对我说：“走吧，咱俩一起去沂蒙山看看。”

    在沂蒙山待了一个星期，我暗自庆幸这趟来对了。在那里，我接触到了“沂蒙六姐妹”的原型。老人们的身体都很好，她们常给年轻人讲过去的事情。虽然告别了战争年代，但重新回到故事的发生地，尤其是见到人物原型后，对历史的敬畏感、对人物的尊重感油然而生。同时，我还听到了一些编不出来的故事——六姐妹中的一个女孩临结婚前男朋友上前线了，女孩的嫂子抱着公鸡跟她拜堂，她在家苦等丈夫回来，可等到的却是丈夫在前线牺牲的消息。剩下的岁月，她就陪伴着男方的父母，度过了一生。

    在走访期间，我还接触了一位部队首长。当年因为南征北战，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一位老乡照看。老乡把首长的孩子一直抚养到新中国成立后。孩子长大后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但这位首长觉得对不住那位老乡，当他得知老乡家有个女儿和自己儿子关系不错时，便决定让儿子迎娶老乡的女儿。首长觉得这样做，才心安。

    类似的故事，生活中还有很多。我慢慢悟出：编剧不能太自负，不能太轻浮，不能闭门造车、乱编乱写。写出一个剧本容易，但要写好一个剧本很难。

    编剧也能在故事中积累成长

    再说说创作电影《唐山大地震》的事情吧。唐山大地震发生的时代正好和我的成长时期吻合。1976年，我十多岁，虽不在唐山，不是一个亲历者，但是北京同样也经历那场地震的波及，我在抗震篷里住过一段时间。怎么把唐山大地震这件大事装进电影，需要一个切口。张翎的小说《余震》就有一个很好的切口，从一个家庭、一个母亲，他们经历灾难之后的改变开始，于是我有了改编的底气。但是，写作的时候又不能完全按小说写。原小说有很大部分内容发生在国外，是以女儿出国后的生活为主线，但是制片方希望把《唐山大地震》写成一个亲情故事、一个回家的故事、一个修补亲情拯救内心的故事。所以我写作的时候就得把国内这些人物的命运写进去。于是，我就去唐山采风体验生活。很多内容我很熟悉，比如高考、下海、孩子和家长的关系等等，有了生活积累，对人物的设计、台词写来就容易得多。

    电影中的儿子学习不好，妈妈特别着急，在给他姐姐和父亲上坟烧纸时，妈妈就念叨儿子让她失望，而儿子脱口而出：“你当年还不如救我姐呢，就我姐乖，我姐学习好。”这话触动了妈妈内心最不能触及的地方，就回手打了儿子一巴掌……

    剧情中的这种冲突，看起来是剧烈的、大胆的，但背后却体现了编剧对生活、对人物的把握能力。刚开始我觉得这事特大特沉重，慢慢地可能就会觉得这事不是不可以沟通商量的。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没有那么难，只要大家别那么计较，放松一点，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做好的。每个故事的创作，每个情节的设置，其实就是编剧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我自己也在故事中不断成长。

    最打动人的一定是朴实善良的本性

    电影《愚公移山》拍摄前，制片方找到我，给我讲了太原钢铁厂“现代愚公”李双良的故事，希望我写出来。20世纪80年代，太钢冶炼的废渣都是倒在厂后渣山，山越堆越高，后来，只能修一条铁路到山顶，开着小火车倒废渣。春秋刮风季节，整个后山都是漫天渣土。退休工人李双良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他与厂方签了份十年承包合同，要移走三个天安门广场大的渣山。李双良雇民工用小板车拉土，从渣山里挑铁块卖了付工钱，就这样小打小闹地干着。后来，李双良发现废渣还能做水泥、烧砖块，就办起了加工厂。七年不到，渣山移走了。过了几年，太钢的人告诉李双良，他的渣山估值有2亿元，按照当年合同中10%的报酬，可以给李双良2000万元。可李双良却拒绝了这笔钱，他认为当年挖渣山那么多人干活，自己不能拿这钱。

    这个故事特别感动我，我去太钢见到了80多岁的李双良。他神情淡定而慈祥，那种忠厚、善良和大气是劳动人民和产业工人独有的气质。走访李双良的过程中，两个细节很打动我，我们坐一圈开会，他想上厕所，但腿脚不利落，就绕了一大圈躲摄像机走；儿子发言，他怕儿子说太长耽误时间，就冲儿子做手势、对着话筒吹气，意思少说点。从他的举止和言行中，我能感到他一定特别幸福，他的幸福不是建立在钱和地位上的，而是来源于他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坦荡感和认真做事情的成就感。

    电影要传递主流价值观，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艺术的追求和责任就是传播真善美。今天，艺术多样化也好，边缘化也好，个性化也好，甚至是强调自我和大家不一样的东西，都是可以包容的。但是，最打动人心的，还是真善美。

    （中国文明网、光明网记者根据访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