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出我的“知道”

    著名翻译家、三联书店解放初期的骨干编辑王复加先生，关于三联书店于1951年的被撤销，有一句名言：这是被“凌迟处死”。当时把三联书店的业务分解为几个片，分别改属别的好几个单位，而又在人民出版社保留了一个出书的虚名，实际上世上已不复再有三联书店这单位了。说这是“凌迟”，并不为过。

    这么过了30多年，到上世纪80年代，在一些老同志的呼吁下，三联书店又被允许恢复了。

    到了这时候，许多三联书店的老前辈已经退休甚或过世，阴差阳错，让我这个同历史上的三联没有多少关系的人来重建那个已被“凌迟处死”的出版社。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当过好多年出版社领导的秘书，见过他们怎么管理一个出版社。但是，那都不是被“凌迟处死”过的单位，没有那么“一穷二白”。现在，给了我30万元，让我着手从一片空地上重建三联，谈何容易。

    最难的是编辑工作。就当年出版工作的管理方式说，三联书店已经没有任何现成的“地盘”。万般无奈，我争取到“文化”图书的分工。可是没有熟练的编辑，怎么办？这时我想起了三联书店被“凌迟”之前的老编辑张梁木。老张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进步新闻工作者，进了三联以后，在陈原领导下负责编辑地理图书。陈原经常表扬他善于联络作者。他不是学地理的，但是白手起家，几年之内使三联成为当年主要的地理书籍出版社之一。陈原经常给我看他写的访问报告，绘声绘色，生动详尽，十分动人。看得出来，他的成功，起因于他能真诚团结作者。于是，张梁木成为我学习的榜样。

    三联书店没有办公室，怎么办？我从熟悉的单位借了一些小房子。于是几十个员工分别在北京东城、南城五个地方办公。我这个总经理，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天天往这五处跑。这个形势，逼我把三联书店实际上办成一个“皮包出版社”。上世纪40年代末，我曾在上海伺候过一些皮包出版社的老板，他们还常常让我替他们的出版社干活，然后给我一些小费。现在我居然想把三联书店办成皮包出版社，这事说出来准得挨骂，因为实在太丢人。

    但是一些老干部倒很同情我的处境。出版界的元老王益同志，多次想办法帮我走出困境。另一位元老陈原同志，在精神上十分支持我。当我有难处时，他会用外语对我说些鼓励的话，告诉我一些办法。我最愿意听他同我讲世界语，因为那时周围的人都听不懂。

    陈原等人那时最关心的是《读书》杂志。这是他们那些老革命出版家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理念改变的具体体现。于是，在新三联书店五个狭隘的办公场所中，我去得最勤的是东四六条的《读书》编辑部。在那里我发现，《读书》联络的学人最多，用《读书》的名义对外联系收效最快。于是，我学习当年三联张梁木先生的办法，不断亲自找有学问的作者讨教。我当时还采取了一个新办法：多同海外的学问家联络。这是出于几个原因：第一，不大有出版社注意这个稿源，专业同台湾联络的出版社当时还没有成立。第二，海峡对岸的文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比较深广。

    总之，三联书店脱离“凌迟”状态后，我干了10年。这10年，我除了盖了一个大楼，还真说不出多少业绩。只不过，我利用当年的有利条件，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知道分子”。我今天能够跻身文坛，靠的就是这些“知道”。年迈无奈，应朋友之请把一些“知道”的资料编印出来，向读者陈明真情，第一本，是为《师承集》。

    《师承集》 沈昌文著 海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