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秸秆“禁烧令”不再“禁而不止”

    今年国庆期间，京津冀地区遭遇重度雾霾天气，焚烧秸秆制造的污染物被认为是罪魁祸首。环保部卫星遥感巡查监测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全国共监测到疑似秸秆焚烧火点376个，主要分布在河南、山东、安徽等地。

    作为一种传统的农业生产活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公众对“焚烧秸秆会给空气带来污染”的认识并不到位。只是近些年，随着雾霾问题成为全民关注的痛点，秸秆焚烧开始成为众矢之的。

    基于对环境保护的考虑，从国家各部委、省区市，到地市、县甚至乡镇，一到秸秆禁烧季，都会重申政策、发布通知，严禁农民焚烧秸秆。在一些地方，秸秆“禁烧令”执行不力，将直接问责基层干部。譬如，河南周口就规定“发现一把火，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就地免职”；安徽合肥则规定，对秸秆禁烧执行不力者将“一票否决”。如此看来，秸秆“禁烧令”可谓“威力”不小。

    然而从今年国庆期间的监测数据来看，从严从重、初衷良善的秸秆“禁烧令”在执行过程中却沦为了形同虚设的“稻草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年年禁烧年年烧”的怪象？

    “禁烧令”屡禁不止，固然有监管乏力让不少农民“钻空子”的因素，但笔者认为，更关键的恐怕还是因为它偏离农民利益诉求，缺乏社会基础，没有接好“地气”。我们不妨来探究一下其中缘由：

    其一，传统的刀耕火种在农村仍然有一定市场。对于农民来说，烧掉秸秆无疑是最省事、最便捷的处理方式。秸秆焚烧后，可以给土壤带来一定养料，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倘若回收或者以其他方式处理还田，不但费时费力费财，还有可能误了农时。

    其二，因省柴节煤技术的推广，农村目前普遍使用新能源，这让秸秆的“用武之地”越来越少，以至于炊烟开始成为一种远去的“乡愁记忆”。无论是盘算“经济账本”，还是思考“生存理性”，都促使一些农民见缝插针地寻找政策“漏洞”。虽然很多省份都出台了“禁烧令”，但环保部的监测数据却显示“今年秸秆焚烧火点比去年同期增加16.41%”，或许原因就在于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单纯通过实施秸秆禁烧令去“堵”，而不采取相应配套措施去“疏”，效果不大也是自然的。

    要想彻底转变农民焚烧秸秆的陋习，尽快摆脱秸秆“禁烧令”有禁不止的窘境，唯有采用疏堵结合的方式，尤其要在“疏”上下功夫。

    一方面，加强对秸秆正确利用的宣传，力求家喻户晓。秸秆中含有大量的有机质、氮磷钾和微量元素，是农业生产重要的有机肥源。据测算显示，将秸秆翻压还田或覆盖还田，一般能增产10%以上，效果远比焚烧好得多。道理说清楚了，到底焚烧还是处理还田，两相比较，群众肯定会倾向于后者。当然，其中有个关键问题，那就是需要政府帮助农民解决秸秆还田的经费问题，譬如像河北、上海、哈尔滨等省市出台的深耕补贴政策，即是最直接的办法。

    另一方面，从源头进行治理，加大秸秆回收与综合利用的力度，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效益。相关统计表明，作为一种多用途可再生生物资源，受大型农机不足、收储成本高、企业收储量小等因素制约，目前农作物秸秆的转化利用率不足1%，只有少部分被粉碎还田，85%以上的农作物秸秆最终还是被焚烧。因此，政府一定要在加强秸秆的综合利用方面为农民找出路，比如采用市场化手段回收利用秸秆，支持建立“秸秆电厂”，在农村设立秸秆收集经纪人……如果农民能够通过出售秸秆获利，自然也就断了焚烧的念头。

    在处理秸秆焚烧这个问题上，政府必须采取“疏堵结合”的策略。也唯有从长计议，摸索出让农民舍不得白白烧掉秸秆的双赢妙计，秸秆“禁烧令”禁而不止的窘境才有望彻底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