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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渴望生活》时，立刻就被梵高的英雄形象吸引住了。当年如痴如醉、如梦如电的光景，至今还在记忆深处闪烁。可能许多读者和我一样，一直记得结尾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
他把脸仰向太阳。把左轮手枪抵住身侧。扳动枪机。他倒下，脸埋在肥沃的、辣蓬蓬的麦田松土里——生生不息的土地——回到他母亲的子宫里。
然而，如今再次重读，我对这本书的失望大大超出了预期。必须承认，如果我没有与另外三位译者一起奋战18个月译完近千页的《梵高传》，我至今也会认为《渴望生活》是最好的梵高传记。的确，那是一座70多年前的里程碑。而如今，梵高传记，乃至整个梵高研究的地平线，已经被改写了。
只要看看《梵高传》的写作机制，就能理解它为何被誉为“终极版”：“（此书）在任何一个意义上，都是纪念碑式的：《梵高传》的写作过程耗时十载，而史蒂芬·奈菲和格雷高里·怀特·史密斯甚至发明了特别的软件来交叉研究他们多达10万张数码卡片的数据库……他们还拥有一个由8位研究者和18位翻译者组成的团队。谦虚地说，这不是传记写作的常规模式……从这种异乎寻常的资源的重新洗牌中浮现出来的梵高家族……比以往的任何版本都要全面、充分得多。”（迈克尔·普劳杰《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与此书相伴的网站对未来的学者和传记作家来说，既是一种邀约，也是一种挑战……”（鲍勃·杜甘《大思想》）
它将传记写作和艺术史研究带进了数码时代。利用当代计算机技术对多达10万张卡片所作的数据处理，让这项本来有可能耗时30年的工作，得以在10年内完成。在当今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此书的海量信息建立在信息技术之上，建立在个人之间、个人与机构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大规模的合作之上，还大大得益于世上最好的梵高研究机构、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的一项重大出版计划——耗费15年编撰完成的《梵高书信全集》。除此之外，此书更利用了许多过去未经整理、从未出版的他人书信，尤其是梵高家人（他的父母、除提奥外的兄弟姐妹）之间的通信，从而更为客观、完整地呈现了梵高的生平。这些旁人书信与梵高本人的书信互相关联，互相引证，构成了彼此质询、驳诘的效果。两位作者发现，梵高的书信并非句句真实，里面充斥着各种夸大、隐瞒甚至欺骗（多半针对提奥）。于是，它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梵高作为由上帝派到人间来受苦的先知或天使的形象：梵高确实是天使，但是，在生活里，他更多的时候是一个黑天使。
再看这部巨著的写作理路。读者也许还记得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是以梵高在伦敦古庇画廊的工作，以及结识房东的女儿厄休拉，作为小说的引子的。而《梵高传》在写到1873年梵高前往伦敦时，早已有了整整五章（原版80多页）作为铺垫。这部分就算是梵高的“前史”，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更何况它还大量描绘了梵高最初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梵高形成了他的个人人格。这部梵高前史，甚至还交代了他的母系和父系的血统及家族编年，在这一家谱中，梵高遗传了整个家族的气质，以及最终导致了他悲剧性命运的疾病。《福布斯》的书评特别提到了这些“家庭机制”的重要性：“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成就——一部关于一个已逝艺术家的长达980页的传记真的那么令人信服么？答案是‘是的’……它还提供了家庭机制的一幅原始视图（raw view），尤其是在他们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家庭成员开始主宰情感和财政资源的时候。读完之后，我对通常伴随着艺术创作的苦痛，变得更为敏感；对梵高发动与他自己的战役的勇气，也变得更加敬佩。”
这部巨细无遗的前史还交代了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社会与历史情况，特别是与梵高家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荷兰社会和历史的背景。正如《圣弗朗西斯科编年报》所说：“作者将梵高建立在宗教传统、政治与家庭史、地理以及画家以多种语言狼吞虎咽的著作的基础上”。
再回到梵高的“自杀”。在此故事风靡世界之后，这种殉道般的传奇将一个现代先知和艺术家的浪漫形象推向了巅峰。然而，此书作者经过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几乎彻底推翻了这一传奇。得益于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育背景，此书作者对这个百年前的事件的描述和推理，达到了最精明的法医、最高明的侦探所能达到的程度。他们甚至还咨询了律师，查证了当年的警察局包括梵高本人在内的笔录，堪称司法鉴定的奇迹。梵高的死，关乎他的整个人生，他的人格，他的艺术，关乎那些已经流行百年的浪漫描述，因此尽可能合理地还原历史真实，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澄清梵高死因本身。
因此，当我读到欧文·斯通在《渴望生活》“跋”中所作的声明时，我先感到有些吃惊，随后是无可奈何：“除了这些写作技巧上的自由外，本书是完全真实的。”当然，这决不表明我对此书失去了尊敬，毫无疑问，它是农耕时代最好的梵高传，是那个年代的里程碑。但里程碑的意思是：道路总要向前延伸。
（作者沈语冰，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梵高传》由史蒂芬·奈菲、格里高里·怀特·史密斯著，沈语冰等译，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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