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花插在谁的胸前

    8月15日，地处粤北山区的广东省乐昌市坪石镇三星坪村天气闷热，但74岁的秦选英的老房子却很清凉。老人从柜中拿出花生、糖果招待记者一行。这位老人相信，75年前，当她的父亲来到这个粤北小镇时，也一定受到了当地老百姓同样热情的接待。

    1940年8月，因广州沦陷而西迁至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在代理校长许崇清的带领下，迁至广东省北部的乐昌坪石镇。秦选英的父亲作为中山大学的一名校医，是1700多人的回迁大军中的一员。秦选英出生在父亲来坪石的第二年，在她两岁时，父亲将她送给了当地百姓抚养。尽管她此后再未见过父亲，但她始终生活在父亲曾经短暂停留的地方。

    当时的中山大学以村为单位，在坪石镇周边分散办学，民对中大师生充满了热情。由于缺少房舍，很多中大的教师都借住在村民家。出生于1932年的朱兰修家当时就住进了工学院的一对年轻教师夫妇。

    “我经常去中大老师的住处玩，还喜欢去他们上课的地方。”朱兰修的儿时回忆是愉快的，“中大的老师和学生很爱护小孩，还鼓励我们上学，给我们准备好书本、铅笔，免费教我们读书写字。”

    上课的地方是竹棚。中大的师生们用杉树皮做屋顶，用竹片钉起来做墙壁，搭建起了学生宿舍和中大教室，这样的竹棚占据了武江两岸的山头，山间是琅琅读书声。

    除了日常教学，中大的师生们还会帮村民收割稻子。宾主不分，其乐融融，吃一样的青菜、咸菜和辣椒，同在武江里洗澡、洗衣服。

    没有人谈论条件的艰苦。当时刚刚从中大文学院毕业的罗忼烈，这样描述他眼中的中大：“自成村落，两两三三溪一角，犬吠牛鸣，四面青山作画屏。土阶茅屋，种得桑麻衣履足，寄语渊明，不仅桃源可避嬴。”

    苦中可作乐，困境亦坦然，唯治学初心不改。许崇清大力提倡学术研究，聘请了哲学家李达、民俗学家钟敬文、经济学家王亚南、法学家梅龚彬、戏剧家洪深等著名学者来坪石传道授业。其间，王亚南在坪石创办了《经济科学》杂志，撰写了《中国经济原论》；陈寅恪于战火中赴坪石，与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的师生们谈古论今……为了促进教学和学术活动的发展，中山大学创办了《中山学报》。

    武江两岸，歌声不断。当时，中山大学聚集着马思聪、黄友棣等音乐家，他们在坪石创作了数十首抗战歌曲，黄友棣的一曲《杜鹃花》更是传遍后方和前线。

    “哥哥！你打胜仗回来，我把杜鹃花插在你的胸前，不再插在自己的头发上。”

    和《杜鹃花》里的“哥哥”一样，不少学子也走上前线。

    1944年6月，长沙失守，日寇沿粤汉铁路进逼广东。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中山大学近200名学生通过沦陷区或封锁线分批到达惠东宝抗日根据地，参加了东江纵队。经过训练后，这些投笔从戎的中大学子被分派到各地的作战部队和地方民主政权机关中，从事军事、政权建设和发动群众工作。

    然而，黎明之前的黑暗向南中国侵袭。1945年1月，日寇进犯粤北，坪石被围，中山大学不得不再次迁校，结束了在坪石4年5个月的办学。

    这次迁徙是惨痛的。中山大学工学院部分师生来不及突围，自杀殉难，中山大学附中部分师生在途中遭日寇杀害。此外还发生了多起沉船事故，近百名师生员工罹难。

    “当时走得很匆忙，除了书，衣服、箱子都没带走，留给了村民。”朱兰修至今还保留着中大老师留在他家的一个竹编的小箱子。箱子落满灰尘，铜锁已坏，但关于中山大学那段岁月的记忆却未生起灰尘，也没被锁住。“我很怀念那些老师和学生，他们当时也很喜欢我们。”朱兰修真诚得就像孩子。

    秦选英也试图拥有朱兰修那样的回忆，但苦寻而不得。“也许我父亲有重要的任务，也许他也上了战场……”这位一直期盼从中山大学的记忆中寻找到父亲的老人，如今子孙满堂，不再去设想。但她曾经设想过，如果见到父亲，她会把杜鹃花插在父亲的胸前。

    （本报记者 陈海波 吴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