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底,走进延安桥儿沟革命旧址,依托昔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员宿舍而建的“东山革命文艺家博物馆群”正进行开馆前的最后准备。其中的3孔窑洞,属于作家丁玲。
1936年11月,蜚声文坛的左翼作家丁玲在共产党帮助下挣脱牢狱之灾,怀着“当红军”的梦想辗转来到保安。作为第一个投奔红区的文化名人,她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热诚欢迎,顿感“闯进一个崭新的世界”。
如何过好这“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丁玲提出,要在延安组织文艺俱乐部,聚集文艺爱好者,研究创作文艺作品。
她的想法赢得一片赞同声。毛泽东更是大力支持。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部长的徐特立和其他同志进一步提议:要成立,就成立一个正式的文艺团体,暂名“中国文艺工作者协会”。
3天后,丁玲便组织了筹备座谈会,并起草《文艺工作者协会缘起》刊登于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热望一切在战斗中有文艺兴趣的同志们共同来参加”“结成统一战线中新的战斗力量”。成仿吾、徐梦秋、伍修权、陆定一等34人作为协会发起人在《缘起》上签字。
11月22日,隆重的成立大会使整个保安城热闹起来。经毛泽东提议,协会最终定名“中国文艺协会”,丁玲当选为主任。
“毛主席常说,枪杆子和笔杆子,干革命靠这两杆子。他是把文艺当作团结人民、共同御敌的有力武器来使用的。”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梁向阳如是解读那段历史。
细读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的11月30日《红色中华副刊》创刊号,这个新生团体的自觉担当跃然纸上:“当前任务在苏区是训练苏维埃政权下的文艺工作人才,收集整理红军和群众的斗争生活各方面的材料,创作工农大众的文艺小说,戏剧,诗歌……”
各地分会陆续成立。1937年4月,延安会员有几百人。会员们被分入文艺理论、小说、诗歌、戏剧、唱歌、漫画等各个小组,以《红色中华副刊》《苏区文艺》《解放周刊》等为平台,展开讨论与创作。
为了记录艰苦卓绝的长征历程,总政治部曾下发通知征集长征回忆录。大量稿件从四面八方送到,“积了一两尺厚”。文协积极承担了文稿选编工作,经徐梦秋等人精心编辑,最终形成了30多万字的巨著,以《两万五千里》为名出版发行。
“苏区戏剧活动较有基础,在文协成立之前就有‘抗日剧社’。文协戏剧组负责人黄直、廖承志、朱光都加入了这个组织,编演了大量活报剧和歌舞,被称为‘苏区的明星’。”延安鲁艺文化园区管理办副主任、副研究员刘妮介绍。
1937年8月,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丁玲和一些“文协”骨干在党中央支持下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山西前线,迅速投身抗战洪流中。“文协”的活动开始减少,这年11月,更大范围的、新的延安文化界组织“特区文化救亡协会”成立,“文协”逐渐退出了延安革命文艺舞台。这个仅仅活跃了一年的文艺团体,却永远闪耀着光芒。“它是一座具有开创意义的里程碑,对延安知识分子服务革命、服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用重大,对后来陕北根据地的文艺工作有奠基和发轫之功。每个文艺工作者都不会淡忘这个名字。”梁向阳说。
(本报记者 王斯敏 张哲浩 杨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