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像一块磨刀石

    一面红旗在眼前招展，旗帜上年轻的战士纵马跨过黄河，奔向五星；激昂的歌声响彻耳畔：“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8月14日，来自四川内江师范学院的30多名大学生站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纪念馆里，回味着这段历史。几十年前，一批批热血青年正是唱着这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扛着这面校旗，从校园奔向敌后，从书桌旁奔向抗日战场。

    自1936年6月ｌ日成立到抗战胜利结束办学，这所学校为革命输送了10多万名能文能武的优秀干部，被彭德怀称为“创造铁军骨干的学校”。

    在抗大最初成立的瓦窑堡米粮山旧址，仍挂着书写着当时校名“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牌子。第一批学员分为三科，在不同地点教学。6月26日，中共中央因战事迁到保安，成立不足一月的红军大学随之搬迁，三科学员分别寻找落脚点。7月11日，一科学员在荒僻贫瘠的保安城南前桥沟驻扎下来。迎接他们的是一孔孔废弃的石窑洞。

    “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不久之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访，惊叹于眼前的一切。

    更让他惊讶的是40名一科学员的身份：虽然年均27岁，却全是师团级军官，有8年以上作战经验，每人身上平均3处伤疤。

    火一样的学习热情充斥整座校园。没有教材，学员们借来书本自己油印；没有纸张，收集敌人撒下的传单在反面书写。“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毛泽东常来看望学员们，并如此勉励。

    “下山”之日很快到来。1937年1月，“西安事变”之后，中共中央迁址延安。红军大学的第一期学员来不及举行毕业典礼就分赴红军各主力部队投身战斗，其他学员则随中央共赴延安，并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到1938年底，学员总数已经超过1.5万人。令他们倍感幸福的是，中央领导及高级将领们亲自上阵讲课。毛泽东边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边讲授，学员们能够在第一时间聆听。从1937年5月起，毛泽东在抗大讲授《辩证唯物论》，每周两次，每次4小时，一口气讲了3个月110多个课时。张闻天、王稼祥……都是学生们时常面对的教师。

    “这些革命家和军事家教给学生最可宝贵的东西，首先是坚定的政治方向和高尚的精神追求。毛主席为抗大确定的教育方针，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抗大也在艰苦历练中形成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同时，他们独特的、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也值得今天借鉴。”延安干部学院教授李瑞芳总结。

    随着抗战局势日渐紧张，1939年7月，抗大千里行军挺进晋察冀根据地，开始“敌后办学”。学员一边学习，一边打仗，参加了“百团大战”“大青山反扫荡战役”等著名战事。

    1943年3月，抗大总校返回陕北，并在晋东南、晋察冀、山东、淮北等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12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设中学。抗战胜利，这所学府完成了历史使命结束办学，成为国防大学、黑龙江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前身，写下了“永不消逝的传奇”。

    “毛泽东曾经评价：‘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可见，抗大不仅在战斗年代发挥了培养人才、支持抗战的巨大作用，在今天仍是我们改革创新的利器与法宝。”延安市委理论讲师团团长安振华认为。

    （本报记者 王斯敏 张哲浩 杨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