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拯救了童大路？

    诗人、散文家赵丽宏近年推出两部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引起较大反响。第一部《童年河》仍是作家看家本领，散文形态，诗意氤氲，第二部《渔童》则是小说家当行本色了，讲究故事人物主题开发。

    书中主角、十二岁的童大路，摔坏了同学韩婷婷家一张大理石桌面。大理石纹理自然成画，大路的平民家庭倾其所有都无法赔偿。韩父韩方渊是留法教授、收藏家，不但不要求赔偿，反而向好学诚实的大路展示了他的收藏，其中有国宝级的德化瓷雕渔童，让大路体会到韩先生的仁厚、中西文明的博大和人类艺术升华人生的魅力。大路也在同学胡生宝及其父亲胡仲年的身上，第一次懂得了人生的复杂。由于韩家的好心，胡家得以栖身于韩家小洋房的附属小棚屋里，但胡仲年对胡家的表面的尊敬里，暗藏着妒忌和恶意。他本来可以帮助大路避免摔碎大理石桌面，他不但不帮，反而事后因童家面临巨额赔偿而幸灾乐祸，到处宣扬。“文革”开始，胡仲年造反，图谋以革命之名窃取韩家收藏，特别是渔童瓷雕。于是大路开始了他拯救渔童瓷雕以及韩先生父女生命的历险故事。

    显然，身处那样的时代，大路除了“善”的道德火炬以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抗蔓延全社会的“恶”。大路不可能拯救世界，但他拯救了一个艺术品和两个生命，凭的是什么？

    近四十年来，写“文革”中“恶”的故事的作品很多。“恶”是“善”的缺失，结果便是不能捍卫自己的“人”性，其原因基本可概括为三种。第一，为意识形态误导，以“恶”为革命之“善”而勠力行之；第二，汹涌全社会的“恶”触发了人心潜藏的“恶”，“革命”又提供一种道德掩护，于是“恶”的火山喷发，加上“恶”行带来的某种阴暗心理的满足和实际利益，反过来给“恶”火上加油，形成“恶”性循环；第三，文革使“恶”人更容易作“恶”，给普通人提供通过“恶”行谋取私利的机会，使很多本来不一定成为“恶”人的人，成了“恶”人。这第三种写的最少，但纵观所有文明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样的“恶”人“恶”行，是常态，“文革”并非例外。

    今天中国的很多年轻人，如果上两代不亲口告诉他们，他们是不会相信，自己善良慈爱的父母祖辈，也在“文革”中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作“恶”。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当年是听号召而打了老师一个耳光，就不算作“恶”。要知道，没有极为普遍的“人”性失贞，“恶”不可能在全社会掀起狂澜。大路所面对的“大恶”胡仲年，如果没机会作“恶”的话，就会是一个以“普通人”而终老家中的父亲，可能很顾家，很爱儿子。在全民作“恶”的文革时代，要反抗“恶”，捍卫自己的“人”性，非常困难。《渔童》中大路这个孩子，如何做到了这一点？大路行为的第一动力，是仁义：韩先生对他仁，他报之以义。仁义，伦理学上叫作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互惠原则，是所有人际关系的基础，胡仲年对他不义，大路以仇人视之。第二动力，是大路通过韩先生所看见的中国和世界文明之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是“人”性第一本能反应，而保护美则是自然冲动；与此相关的是大路的第三动力，即艺术品的魅力：唯有人类，创造艺术品并愿意被它征服，甚至能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大路体现了这一根植于“人”性的基本欲望。

    大路是个孩子，道德意识上还是“自在之物”，完全是教养所致。这个教养，基于普通中国人的常识，是中国人几千年的道统积累。大路捍卫了这个常识，由于教养的坚实。相比之下，同龄儿童胡仲年的儿子，大路的同学胡生宝，由于父亲的耳濡目染，时时要跌入“恶”的深渊，虽然作者暗示了救赎的可能性。作者仁慈，因为我们都知道，无数儿童少年在那一个时代作了无数的“恶”。成年人道德上是“自为之物”，要做出大路那样的道德选择，要考虑的东西多得多，所以也困难得多。

    大路拯救了《渔童》，但谁拯救了大路？是人类最“低”的道德常识，也是最“高”的道德律令。

    要深究为什么一个社会只有很少人在普遍丧失人“性”的时代捍卫了自己的人“性”，需要道德勇气。德国在反省二战战争责任方面做得最好，部分得力于全世界的压力，部分来自于德国文化的自省传统。相比之下，我们的近邻日本还落在很后面。“文革”是中华民族的劫数，但它所制造的灾难，却成了文学的富矿。遗憾的是，这一富矿的开发，远远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也需要大路那样的道德勇气。

    （作者为美国纽约亨特学院终身教授，著有《思、酒、文：阮籍和他的时代的文化》《第三种欲望》《哥伦比亚河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