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剧如何改编“红色经典”

    多少年来，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始终是国内影视剧创作的重要内容，也逐渐凝聚为当代文化中的一脉“光荣血统”。历久弥新的抗战经典，居高不下的观剧热潮，延续至今而不衰，也不断证明了国人对战争题材影视剧和抗日历史剧的巨大需求。在这不断破壳而出的抗战题材剧中，有相当一大批改编自当年的红色经典。“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让这批影视作品既富于时代气息，又充满熟悉的味道。

    然而，文化不仅需要承传，也需要创新。这其中青出于蓝、后来居上者有之；而哗众取宠、滥用经典者亦有之。尤其是近年来所谓的“抗战神剧”，其游戏受众、挥霍民族记忆的风格和对红色经典的娱乐化篡改，几乎走到了抗战主旨的反面。那么，抗战文艺的传统究竟应该如何传承，当今的影视作品又应当怎样做好“红色经典”的改编呢？

传承红色记忆

形成文化主流

    所谓“红色经典”，大致是指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文革”前，出版或上演、公映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抗日战争和工农兵生活的重要文学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往往有极大的受众群和观众面。就作品而言，它们还往往具有约定俗成的“期待视野”和独特的意识形态含义，人物形象、美学风格、情节结构等都带有不断重复的“类型化”特征。

    中国无疑是富有“红色经典”资源的国度。为数众多的“红色经典”曾发挥过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甚至充当了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它通过文学艺术的话语方式证明革命斗争胜利的必然性与合法性，确立了一整套严密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影响了国人的情感结构、生活方式和日常语言。毫不夸张地说，“红色经典”影响下形成的“红色记忆”已构成了今日国族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对于“红旗下生长”的中老年观众而言，“红色经典”已内化为他们情感结构和身份认同的根柢。

    通过纸媒、舞台、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媒介传播和再生产的各类“经典”，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构筑社会结构和确立文化认同的重要角色。正因为“红色经典”构筑了国人的独特记忆，对这些记忆的改写或仿写，就成为中国当下以影视剧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因此在当代社会，大众文化借助于现代传媒和商业化运作机制对“红色经典”的改编和再生产，不仅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的主流，也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当然，任何一次对红色经典的重新叙说，都是在特定的语境制约下的文化症候性表达，不可能是历史、文本、风格的完全还原——确切地说，它凝聚了时代、文化的所有丰富性和复杂性。

运用平民化叙事

满足多样化需求

    抗战影视剧对“红色经典”的大众化改编，大抵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重拍或改编原剧，譬如一些经典的抗战电影《小兵张嘎》《地雷战》等，近些年就直接被翻拍成电视剧，借力原有IP的知名度轻松杀入竞争激烈的抗战剧市场。另外还有一种是隐性的改编，它对红色题材重新进行叙述，却未必有严格意义的经典文本，但我们能感觉到其中“红色记忆”或“红色精神”的变迁。与直接改编的影视剧类似，它同样需要满足主流意识形态表述、大众的世俗化需求、市场的商业化要求等多种诉求。

    因此，抗战剧对“红色经典”的改编，无疑囊括了红色精神、红色记忆、红色形象在当下电影电视剧领域中的再叙说或者反讽式的叙说，如《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历史的天空》《潜伏》《借枪》《北平无战事》等影视剧中对共产党人形象的叙述，实际上是以“红色经典”中的共产党人形象为参照，才衬托出其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意义。以《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例，该剧原本是一个纯属虚构的故事。但它把历史与家庭并置，且以家庭为核心来设置人物以及冲突关系，而让革命史退居后台作为背景。宏大经典的革命叙事被平民化、世俗化、家庭化了。然而，由于中老年观众具有“红色经典”的集体记忆作为参照，平民化的叙事反倒具备了潜在的互文效果，从而变得意味无穷。

    其实，今天影视剧中很多打鬼子的桥段，也无疑与《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等“红色经典”留给我们的影像记忆有关。这些经典电影，总体的基调是乐观的，甚至带有喜剧的味道，“打鬼子”等制胜克敌的桥段也偏向轻松如意。但是，它们保持了影视创作实事求是的基本底线，并未过度夸张，而是基于历史、背靠事实、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反观如今的抗战神剧，似乎已在改编的道路上剑走偏锋，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脱离了原有的土壤，成为娱乐化浪潮下无根的“浮萍”。

恪守原则底线

进行人性化表达

    应当承认，抗战影视剧仍有继续大量拍摄制作的必要，这也是当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内在需要。尽管近些年来中国的抗战题材影视创作数量巨大，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但也要看到，不少抗战影视作品的质量并不尽如人意，不仅未能呈现战争的真实性和残酷性，更难以引发我们对战争中人性异化等问题的深度反思。尤其对经典的改编，商业化的气息似乎越来越重，如此“抗战”，是否真正切中了时代的脉搏？

    如果与国外一些经典的战争题材尤其是反法西斯影视作品相比，我们会看到其中明显存在的差距。当扎堆的“神剧”“雷剧”一厢情愿地表现我们如何轻而易举打得敌人屁滚尿流之际，如《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钢琴家》等电影却以对法西斯分子兽性的真实呈现和茫茫黑暗中残存的人性微光震撼了世界。不过我们也不需要妄自菲薄，更不必讳言要利用“红色记忆”，对红色经典进行通俗化、消费性的改造。只是在面对“红色经典”这一独特的改编和重述对象时，我们究竟要遵循怎样的原则呢？

    首先，在营造公共文化空间、表述主流价值观这一条道路上，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其次，也应该持守一种开放的态度，和更人性化的文化价值观。一些优秀的抗战剧作品完全可以作为参考的范例，例如《潜伏》，就是以类似于《永不消逝的电波》这样的红色经典电影为潜文本进行的成功重述，同时强调了革命夫妻更为生活化、情感化、个性化的一面，人物形象鲜活而深入人心。再比如《借枪》，剧中对共产党潜伏人员经济困窘的描写，在以往的谍战电影和谍战剧中从未有过，这种“反其意而用之”的重述策略，就让不少观众眼前一亮。

    毫无疑问，“抗战”作为我国影视剧创作永恒的主题，将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意之源。而“红色经典”不仅成了中国当代影视生产的重要资源，也是大众文化重要的精神资源。尤其在今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更应接过“父辈的旗帜”，从作为几代人精神故乡的“红色经典”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养料，以此创作出更多更优秀也更接地气的作品，让抗战精神作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延绵不断，薪火相传。

    （作者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